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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

2018年02月10日 来源:邓小平南巡 大字体小字体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下火车。等候在站台上的几位省委领导立即快步向前迎接,热情握手问候。关广富代表省委邀请老人下榻东湖宾馆。邓小平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告诉大家:他只在车站作短暂地停留,连休息室也不必进了。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当时有的报刊批判改革的政策和方向:说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这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邓小平不能不迎战这一潮流。他88岁了,来日无多。他要最后一搏,决定又一次南巡。

  在湖北省档案馆,珍藏着一份记录邓小平伟大思想的珍贵笔录。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在莲花山公园里,梁广大再次提到了邓小平当年说的话: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就没有好下场。

  南巡背景:改革面临挑战

  (五)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北京的报纸应当知道“皇甫平”几篇评论的思想来源,但不加理采。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针对邓小平谈话中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有一篇题为《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直指邓小平:“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常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梁为,原题为:《邓小平南方谈话: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原载于《时代周报》

  在高大豪华的办公大楼前,邓小平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陪同的广东省负责人诙谐地说,如果按行政级别算,是个副班长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当听说这个花园式的工厂是一家乡镇企业时,邓小平感慨万千,连问三次,这是乡镇企业吗?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大批外国投资者离开了中国,1989年七八月间,我与同事叶奇元到天津开发区采访,若大的开发区宾馆只有我们两个人住,整个开发区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在对外开放面临困境的同时,批评改革的声音也很强烈。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那种思潮。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3月底,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写通讯。3月24日,《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把邓小平的一个深谋远虑的行动彻底公开在普通中国人面前了。六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陈的文章。邓小平南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邓小平的这次南巡,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运动,它不仅消除了人们对试办特区的疑虑,也给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了一次大发展。广东试办经济特区的实践证明,特区之路是正确的道路,它为后来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发展多元化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

  “当时是春天,气温较低,会议室里实在是太冷,所以就将休息地点挪到会议室门外,这样可以让小平晒着太阳,比较暖和。”今年78岁的黎尔宽翻动着已经泛黄的手册回忆道,手册上,蓝色的墨水工整地记录下邓公南巡顺德的点点滴滴。

  (四)

  在高声呼唤“姓资姓社”,在强调“两种改革观”的同时,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有人认为应当将“反和平演变”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反和平演变将要压倒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南国卷起“邓旋风”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这些,实际是新一轮批邓潮流。面对这一潮流,他最担心的是改革开放事业夭折。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面对改革形势的逆转,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他在上海进行了多次视察,针对上述批评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说:“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一年元月到二月,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南巡”。巡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路发表一系列的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呼吁经济改革。经行之处,地方官员头上的“符”没有了,全都跃跃欲试想当改革的孙悟空。

  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看来,邓小平口中的深圳经验发轫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广东省委时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的说法,习仲勋是全国最早鲜明表达个人观点,并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对全省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分清是非,打破禁区,冲破‘两个凡是’束缚,推动拨乱反正,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邓小平略停了一下,笑着说:“有人说,苏联缺少个邓小平。这话有一定道理,我是起点作用的。现在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这个班子。”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达武汉

  由于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特殊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许多问题无法按常规的理解来解答,许多情节无法按正常的情况来理解。加上那段“内情”过去一直未有详细对外公开,导致海内外不少人一开始就对邓小平为什么不在北京发表“谈话”,而要到南方的上海、武昌、深圳、珠海“谈话”,为什么当时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不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而是由深圳地方媒体“抢了头功”等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种种疑问和猜测。

  “马上就办”体现了时代紧迫感、历史责任感。从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的时间来看,“马上就办”正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时代要求。那个时候,随着苏联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两超争霸的国际格局变为美国一超独霸。接下来,中国必将会成为超级大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的主要阻碍。中国绝不争霸,但也绝不接受霸权主义,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从落后的起点上搞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新道路,刚刚起步不久,面临的问题一大堆,困难一大堆。邓小平同志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为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大大增强了信心,促进了新的思想大解放,提升了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求实精神。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党,更不同于东欧那些党。我们的党植根于人民,立足于国情,不怕西方对我们搞什么演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对的,指导思想和选择的道路是对的,所以我们不会走苏联、东欧的路。但是,要勇对挑战,抓住机遇,加快前进步伐。当时的体制机制弊端很多,干部作风和党群关系问题不少,使得很多工作举步艰难。办什么事情要跑几十个部门,盖上百个章子,有时候还办不成。这样的局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怎么得了!解决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最现实、最常见、最易出手的地方,就是抓住广大干部群众最讨厌、最影响工作效率的不良作风问题。这是治国理政遇到的问题、也是治党管党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都需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转变了,我们治党治国的好方针好政策才能落到实处,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才能向前推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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