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网
当前位置:首页»变化

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汪裕尧 论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

2018年01月21日 来源: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大字体小字体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明确提出将来“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①。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谈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时,就明确指出:“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②。并指出在建立了人民政权、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农村,“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③从建国到1956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形势,对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同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毛泽东对于八大的这一分析,开始是赞同的。但是,从1957年夏季开始。由于国内的整风反右斗争和半年前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批评了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后来,尽管他在1958年初又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④但是他的思想天平已越来越向阶级斗争方面倾斜。1962年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以后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当然,毛泽东也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不抓经济建设。他对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怀有强烈的愿望,并且付出了巨大努力。问题是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失误,导致了他在实际工作中把主要精力放到抓阶级斗争上,“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比较缓慢,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二)排除各种干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真正稳定地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思想理论上明确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之后,在实际工作中能否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弄得不好仍然有可能被冲掉。邓小平充分注意到了历史提供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他要大家“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⑧邓小平既批评了对毛泽东采取“两个凡是”态度的“左”的错误,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思想僵化;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少数人借口“要人权”“要民主”煽动闹事,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指出:“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孰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⑨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引下,我们党排除多种干扰,最终实现了工作重心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稳定转移。

  显然,这主要是理论问题。而理论问题是可以很快就解决的,绝不是国内外某些人所故意宣扬的:“对于部分人的贫穷问题,除了经济和教育发展外无法解决”;“共产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思想高度文明、物资产品极大丰富、人民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时才能实现”。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带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通过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后劲。

  本文转载链接:2016年自考“毛中特”考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邓小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涉及现代化建设的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本文拟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比较研究,从五个方面探讨一下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

  1.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但是这种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

  汪裕尧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开头几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作过多方面的探讨。毛泽东在1956-1958年先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以及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些讲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探索的成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和解放生产力

  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良好,但经济持续发展也面临不容忽视的困难和挑战。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导致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面对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中国经济站在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关口。当此之时,如果不能抓住机遇改革创新,就容易让问题积重难返,甚至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1.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2]邓小平所以能从理论上作出高于前人的概括,不但因为有他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且因为他有比毛泽东那时丰富得多的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暴露得相当充分(不仅在中国,也在苏联、东欧等国),在解决这些矛盾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并且还有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四小龙”的经验可供借鉴。邓小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这些经验,特别是总结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探索的经验,才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

  3.提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还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的讲话中多次谈到,所有制问题解决后,生产力还没有完全解放,主要表现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因此十分高涨。他认为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劳动者感到不平等,心里有气。因此他要求领导干部打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提倡干部到基层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他还发动整风运动,借以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还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在生产关系的三个部分中,所有制的解决,在一定时候总是有个边的,而相互关系就很难说有个边,什么时候都会有相互关系问题,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这方面的问题就会突出出来。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谈到这些理论问题,在讲话提纲中也列了一些题目,其中就有“生产关系三部分的研究”、“解放与束缚生产力”等问题。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已在他的思考和探索之中。

   (三)提出了衡量我们事业成败得失的生产力标准。五十年前,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则把这个原理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多次谈到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四个现代化作为衡量功过是非的标准。他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⑩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谈到怎样估计改革开放时,又进一步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这三个“是否有利于”是互相联系形成一体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4.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毛泽东认为,当时存在着迷信苏联,照搬他们不适合中国情况的规章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从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着眼加以适当改革。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鼓励大家不要妄自菲薄,要敢想敢说敢干。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无疑带有“大跃进”的时代烙印,其中有不少经验教训,但是在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关系等方面也不乏给后人以启迪的东西。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邓小平从论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到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到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到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最根本的标准,形成了一个逻辑系列,充分体现了他思维逻辑的严密性和思想理论的一贯性。

  2.提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他有时还把这种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4],以区别于夺取政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第一次革命。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想从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方面打开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途径,也提出了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有关体制方面的一些改革又未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因而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邓小平则紧紧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对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后来越来越变得缺乏生机和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推到城市,同时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十几年间,改革给我国带来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经济效益,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现在就当前的经济而言,不是解放过头了,而是不够解放。因为原来附属在个人身上的条件又重新附属到了利益堡垒上了,从而阻隔了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使原本以发展以个人为基础的条件丧失,利益大部分聚集在利益堡垒上,无法得到最大利用,那么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则无法实现,因此,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将以利益堡垒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条件破除,将利益重新附加到个人身上,则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回到释放能量的时代,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大转型。

  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他1975年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胆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力求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他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决定,从而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折。

  二、解放生产力是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为“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一些提法妥当”;同时他又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正是通过对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是:

  论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

  2.根据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把它们概括为十大矛盾,即十大关系,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比如,以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基本方针的思想;在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上,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思想;在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上,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思想。特别是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对于新时期实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还突破了把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5]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解放,为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从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正确判断。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⑤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⑥这段话从理论上解决了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逻辑矛盾,即一方面认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另方面又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从而把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统一了起来。后来,在邓小平的许多讲话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多方面发挥,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⑦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那是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不发展生产力,物质极为丰富从哪里来?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西方学者常常用合法性理论来分析民众对执政者的支持问题。执政集团是否有合法性,能否获得民众认同,一种重要的因素是执政绩效,即执政有效性。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说:“有效性意味着实际的绩效,即该政体满足大多数居民以及大企业或者武装力量之类的强势集团所期待的政府的基本职能的程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让任何一个国家都自叹不如。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经济高速增长、民族复兴、国际地位提升等,让民众有获得感、民族自豪感和大国荣誉感。

相关内容

编辑精选

Copyright © 2015 茉莉网 http://www.szmlwh.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