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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门户系统 健康领域重大社会问题预测与治理协同创新平台发布《老龄领域社会问题静态预测研究》成果

2018年01月04日 来源:复旦大学门户系统 大字体小字体

  一、当前我国老龄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3、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2、未富先老明显

  4、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有限

  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发展,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时,自然进入老龄化社会,如美国19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12.5%,人均GDP10645美元;日本1970年60岁以上人口占10.6%,人均GDP11579美元;2000年世界60岁以上人口占10.0%,人均GDP达到7446美元;而200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10.1%,人均GDP仅为3976美元。

  自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龄化即呈现出超速、超重发展的态势,老龄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贫困化、空巢化特征明显,老年人医疗、照护、精神需要增加。2012年,60岁以上老人1.94亿,占总人口的14.3%,80岁以上老人2200余万,失能、半失能老人3600万,空巢老人0.99亿,失独家庭超过100万,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约有2300万人,患病老年人数达到0.97亿。同时,老龄人口地域、城乡分布不均衡。2010年,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为7.35%,城镇老年人口比重为6.30%,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我国老龄化呈由东向西梯次分布特征,最早进入老龄化的上海和最迟进入老龄化的宁夏时间差达33年。

  (4)养老服务机构设备设施缺乏。以老年床位为例,2011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机构床位数只有11.6张,养老床位总数仅占全国老年人口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同时,不同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既存在有的机构“一床难求”,也存在“床位闲置”现象。

  最近的三四十年,“复旦中文”如同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那次传统重塑,努力精进,不断拓展、提升中文学科的内涵和水准。以中国语言文学系为主干,“复旦中文”从1980年代初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的建立,到新世纪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创设(2005),乃至近年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已然形成了多维并举、阵容齐整、优势突出的新格局。

  (1)养老服务业规划不到位、规范缺失。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缺乏合理的中长期规划,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缺乏系统设计,导致养老服务建设在用地、人员配备等政策措施方面缺乏政策依据。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初建阶段,市场准入制度不健全、服务质量规范不全、服务评估制度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人人都会老,进入老年期后都会面临养老、医疗、照护、社会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等问题。因此,老年人不仅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同时,老年人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此,统筹规划,妥善解决老龄领域问题,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让老年人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既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由此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国情下,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老年人权益和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我国养老、医疗保险的筹资水平较低。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12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城镇人口42.75%,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数占农村人口的7.07%,合计占大陆总人口数的25.83%;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占GDP的3.85%。截至2011年,我国基础养老金年平均收益率仅为1.8%,低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缺口较大,2003年达到474亿元,预计2075年将超过9万亿元。

  课题组通过文献分析,归纳、整理出我国老龄领域面临的31类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同时,作为国家文物局高级人才培训基地,承办“全国省级文物局局长班”、“全国省级博物馆馆长班”、“全国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负责人培训班”和“博物馆管理国际研修班”等,是全国文物系统管理人才培训的主要机构。

  1、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2)养老服务机构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2012年,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4304个,拥有床位416.5万张,收养老年人293.6万人,仅占当年我国老年人口数的1.51%。

  5、医疗、养老保障筹资水平低,保障水平不平衡。

  (3)养老服务机构人员数量不足,质量偏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1年发布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在养老机构中,配备有医疗室的机构不足六成,而配备康复理疗室的机构不足两成;22.3%的养老机构既没有单独的医疗室,也没有专业医护人员;在医生的配备上,有超过五成的养老机构是空白;经过护理及相关专业系统训练的护理员不超过30%,取得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书的不足1/3。

  (6)养老服务内容单一、质量不高。大部分养老机构的主要服务内容仍然是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提供简单医疗护理,业余生活较平淡,文化娱乐活动较少,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服务产品和服务项目较少,仅能满足在住老人的基本需求,很少考虑在住老人的心理健康等问题。

  (5)养老服务机构投入不足。我国政府对老年人体育、教育、生活照料及其相应机构建设投入不足,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投入较少。与此同时,政府未对民办非盈利养老服务机构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造成民办非盈利养老服务机构出现资金短缺、人员队伍不稳定等问题。而且民间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投资规模有限,社会资本投入不足。

  复旦大学经历逾百年的沿革。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到1949年学校已设立文、理、法、商、农五院20多个系(科)。鲁迅、郭沫若、邹韬奋、老舍、竺可桢、马寅初等著名学者曾到校演讲或任教。1950年高校初步进行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调出,分别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和沈阳农学院;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大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通过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同建设,以及“七五”、“八五”和“九五”的重点建设,复旦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一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管理科学在内的多科性研究型综合大学。2000年4月27日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复旦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创建于1927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建院时定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59年被中央指定为全国16所重点高等院校之一,1985年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进一步拓宽了复旦大学的学科结构,为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尊老、敬老、养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但是,在人口政策等综合作用下,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由1982年的4.4人下降至2005年3.13人。家庭结构小型化,使原本可以提供家庭养老的子女一代不断减少。城市化背景下,迫于生活压力,年轻人照顾老人的时间、精力减少;人口流动加速,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留守、空巢老年人数量快速增加,老年人远离青壮年的日常生活圈,家庭养老功能名存实亡。改革开放以来的系列变革和教育缺失,冲击传统孝道文化,家庭伦理基础动摇,传统家庭责任观、义务观淡漠,大大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在家庭养老不断弱化的背景下,老年人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社会服务体系来养老。总之,家庭养老格局动摇、功能弱化,已无法独立支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

  10月13日是中国人传统的敬老节——重阳节。为明确当前我国老龄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关键问题,有效应对老龄领域问题,“健康领域重大社会问题预测与治理协同创新平台”组织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潍坊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展了“我国老龄领域社会问题静态预测研究”。相关成果于近日正式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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