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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驳李世默 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 “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

2018年01月03日 来源:黄亚生驳李世默 大字体小字体

  国企老工人的辛勤劳动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正是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九十年代之后,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国企管理层的大面积腐败造成了国企大范围的亏损,可是最终的代价却由这些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来承担,他们忍受着“懒汉”的污名,被迫在四五十岁的年纪被抛弃到市场上(私企只接纳30岁以下的劳动力),一句“从头再来”轻轻抹去了这背后的苦难和伤痛。而国企亏损的直接责任人——腐败的国企管理层却摇身一变,在改制的过程中空手套白狼,鲸吞国有资产而变成耀眼的“民营企业家”。

  这篇文章看来,传统“左派”政党曾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尽管是在非常有限的改良主义意义上)的,但是在当今西方各国政坛,曾经的“左派”政党都或被迫或主动接纳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右翼政策。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都只会在这些政策的框架下行事(私有化、削减福利、解除管制、打压工会等),而不会做出有利于下层民众的转向。这篇文章正好为西方社会是否存在去政治化和政党趋同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注脚。

  如果寒竹觉得福山生活在美国,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要比汪晖更为熟悉,那么笔者就引用两位生活在美国学者的观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在美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政党一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基本工具,一个人抛弃他的政党,就像抛弃他的宗教一样痛苦。但是,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到了七十年代,兼投两党候选人票的现象已司空见惯。无党派选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对党的忠诚从来没有这样薄弱,党员和党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变化不定,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这样松散。”罗斯金所指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政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的两大政党总是叫人觉得有点相似,彼此在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纲上有大量雷同之处,大选通常是依靠政党候选人的个人人格魅力而不是政党的公众亲和力。美国的许多政治学家担心政党变得如此虚弱,难以发挥它的必要的保持政党体系正确运转的政治功能。”

  请你猜猜哪一个是印度。

  在80年代,中国基础设施其实是落后于印度的。在1989年,印度的公路通车里程是140万公里,而中国只有86.2万公里,印度的铁路交通也更为发达。在1975年,尽管面积比中国小,但是印度拥有6万公里的铁路,中国只有4.6万公里。到了1995年,中国的铁路仍然比印度的短。一个衡量铁路系统“质量”的指标是电气化铁路的里程数,在这一方面,印度也是超过中国的。1989年,印度电气化铁路为5345公里,中国只有1700公里。80年代中国在基建上的落后并没有阻碍中国在那10年中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增长成绩。

  标榜“全民性”和实质上是不是“全民性”是两回事。不论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怎么自我标榜,“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几千年的传统政治从来不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政治,而只是一小部分压迫大多数人的阶级政治。这种作为“公共性”和“全民性”的政治在中国古代就从来不存在。

  李世默2013年6月在Ted的演讲引起了知识界与舆论界的极大关注,其中包括一些尖锐的批评。带有鲜明“中国自由派”色彩的黄亚生曾以《民主终将会赢》为题,对李世默关于两种“元叙事”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遗憾的是,黄亚生对李世默的批评更多是把自己虚幻的政治想象作为批评对象,把一个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卡通化”为“民主与反民主”的口号之争,这使得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最近,李世默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则引起了来自另一种比较严肃的批评,这就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对李世默两种“元叙事”观点的批评。

  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工人阶级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这是大多数严肃地面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人都必须承认的命题。

  除了老工人之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又诞生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两亿多新工人。他们必须每天像机器一样劳动十小时以上才能挣得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流水线吞噬了他们汗水、青春和梦想,却换不了在城市里最低限度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一位打工诗人这样写道:

  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在《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发表后,范勇鹏、文杨、寒竹三位老师先后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讨论,对前文的观点提出了中肯的评价和批评。范勇鹏老师认为,李世默和汪晖分别站在了“绩效合法性”和“实质正义合法性”两个维度提出问题,而这两个角度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相互补充。文扬老师在《李世默和“周末政治”新范式》中认为,李世默先生的基本主张是怀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条,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自由民主,一律相对化处理,拒绝任何极端和二元对立化倾向,激进化的高调宣扬,就像是轻松过周末一样。而寒竹先生的文章则直指争论的核心“去政治化”问题,对西方式话语能不能适用于中国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几位老师分析的角度不同,各有特色,平和中肯,但笔者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本文以寒竹老师的文章(编者注:见附文)为例做出回应。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

  如上所述,李文的核心观点是批驳两种绝对主义的“元叙事”,而不是在谈民主本身的好坏或成功与否,但黄文的主要宗旨却是要论证民主终将胜利。显然,黄文批评李世默先生的方式很不严肃,也很不厚道。在辩论中,黄文先把李世默界定为一个反民主人士,然后再来论述民主的优越性和民主为什么必将胜利。这种先歪曲对方的观点,然后再猛烈攻击对方的辩论方式在改革前的中国有过,在文革中尤为盛行,但没想到的是在文革结束三十多年后,在远离中国的北美大陆,黄教授仍在使用这种方法讨论问题。这一点让笔者感到意外。

  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相信,较之于印度,中国的巨大的优势是它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国政府快速进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能力。

  印度的GDP增长是7%,世行预测印度到2011年增长会加速到9%。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情况下,增长可以达到7%,说明这个国家的私营企业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经济很明显是靠私营企业,而且它的增长是靠内需(内需主要是家庭消费而不是投资,更不是政府投资)。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国家里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

  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抱着“唯GDP”的理念,为了片面的经济发展与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资本VS工人”的天平上完全站在资本一本,漠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当代中国工人甚至遇到了马克思都没有遇到过的“未解难题”。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还只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并没有拿走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但是如今中国的建筑工人却频频遭遇讨薪难题,一年拿汗拿血换来的辛苦钱一分都拿不到,甚至到了连总理帮忙讨薪都无法禁绝的程度。在去年12·13事件中,讨薪农妇在派出所被警察暴打致死,更反映了领导阶级的维权之难,难到总理都解决不了,难到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寒竹在虽然区分了西方式作为“part”的“政治”和中国式作为“全体人民”利益体现的“政治”,但仔细分析这两种“政治”我们发现,寒竹的中国式“政治”和西方式“去政治化的政治”恰恰是同义的,本质上是用超阶级的“全民”话语来替换共产党的阶级话语,而这种替换与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是完全不符合的。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

  与黄亚生的批评相比较,王琪的批评相当严肃认真。文章抓住了李世默的核心观点,批评的每一个内容都可以说是有的放矢,论证上也自圆其说,逻辑自洽。王琪认为李世默的错误就在于汪晖先生所讲的“去政治化”,而这种

  “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别是个人收入。2010年2月9日《环球时报》有一篇报道称: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国际在4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人的工资增长将是最高的,公司预计年工资增长为12%,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实际的工资增长是7%。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国在工资方面与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为相当一部分工资不得不承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空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工资不顶花,因为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摘自吴晓波:《钢的琴——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从这种中国式“政治”出发,寒竹进而认为,“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论,讲政治不是讲政党自身或某个社会群体局部的利益诉求,而是讲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因为中共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中共给自身设定的历史使命并不是要满足社会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要追求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舍此无他。”这段话恰恰是寒竹不了解中共政治理论的体现。

  中共的政治理论认为,在存在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时代表对立双方的“超阶级”、“全民”的政权和政党。一切剥削阶级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把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合理化,这几乎是规律性的现象。不论是寒竹说的中国传统政治,还是现代西方“去政治化”的政党,都是这样。马克思曾嘲笑说这种不属于任何阶级、代表一切人的思想和政党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与之相反,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阶级的政党,是作为一个“part”的政党而存在的。共产党不可能同时代表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领导工人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改善工人的生活,维护工人的权益,直至最终消灭这种吃人的社会制度,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一切都是在针对资本家的浴血抗争中实现的。

  在“去政治化”的话语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强盛的中国,可是这种话语恰恰遮蔽了数亿农民工和老工人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以及这种牺牲背后的“代表性断裂”,而这种断裂为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埋下了隐患。

  我在这篇文章里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被公认为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一个巨大优势。但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是不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很多中国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都这样认为。我很习惯我的少数派的地位———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的话,那么过去400年统治世界经济的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些建设基础设施能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

  共运史上出现过两种“全民党”。一种是继承了伯恩施坦衣钵的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认为自己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以此来掩饰自己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逐渐趋同的现实,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政治化”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赫鲁晓夫所鼓吹的“全民党”,这种自我标榜的“全民党”实际上不仅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党,而实际上变成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统治广大工人阶级的工具,苏联的解体就是特权阶层背叛工农的最终结果。所以这些政党表面上说是要超越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质上是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变成资产阶级的同谋,不仅不是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反而是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党变成了少数人的党。如果一个共产党宣称自己成为了“全民党”,那么这个政党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只有重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清醒地面对“代表性断裂”的现实,才有可能解决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先看看观察者网最近翻译的一篇《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说:“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之大,与其社会规模极不相称。精英阶层的政策偏好被摆在首要的位置——他们近乎迷恋地关注预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减社会福利计划,使沮丧谷愈发深不见底。所以,谁来为那些被压在谷底的人说话呢?你或许认为传统左派政党会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发声。但大多情况下,这些左派政党领导人——从法国的奥朗德,到英国的米利班德,到美国的奥巴马——都在尴尬地喃喃自语。”

  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结于FDI和基建投资是因果倒置。对中国经济发展更符合事实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中国有了经济增长,因为中国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了后来的FDI和基建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是原因,FDI和基建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铁公鸡经济学

  在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制大潮中,几千万老工人下岗、买断、失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钢的琴》这部电影表达了数千万老工人在改制大潮中的失落和忧伤:

  像中印这样的穷国必须非常明智地进行资本配置,我认为印度政府的投资重点应该是它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而不是修建机场和高速公路。只要印度能将增长率保持在6%到7%,它就会有足够的资源为机场和高速公路建设进行自我融资。对于穷国来说,借助未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为代价高昂的基建融资,要远远比向广大贫穷的老百姓征税更为有效率和更公正。

  在文章第二部分,寒竹转向对中国国内的分析。寒竹认为:“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晖的论述涉及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在中国的话语中,政治的含义为何?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不澄清,就无法讨论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去政治化”的现象;第二个是事实问题,中共究竟有没有背离劳工阶级,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有没有发生‘代表性断裂’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黄亚生教授对中国的基本制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李世默先生则对中国基本制度赞扬有加。但从二人论述问题的方式上看,很容易看出来黄文具有那种绝对主义的“元叙事”方式。即使不看作者的教育背景,仅看行文方式就可以清楚看到黄亚生教授是“元叙事共产主义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只是把“元叙事”的对象换了一个,本质上并无改变。尽管口头高呼民主,但离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还相当遥远。

  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

  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

  习近平最近在县委书记研修班上要求两百多位县委书记观看影片《居安思危》,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一个与美国鼎足而立的超级大国,苏联当时的国力不可谓不强盛;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苏联仍然是一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经济不可谓不发达;苏联共产党作为列宁亲手缔造的党,作为一个有两千万党员的大党老党,作为一个号称超越了狭隘的“part”的“全民党”,其执政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是在其亡党亡国时竟然没有一个老百姓、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几千万党员作鸟兽散,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寒竹先生认为,当汪晖和笔者用“去政治化”这个概念来表达对当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时,就开始误读了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性质。他认为,西方政党的本质是‘party’,是部分,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如果西方社会真的如汪晖讲的那样,各个政党已经抛弃了自身特殊的党派性而趋于雷同,那么西方的多党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接着他继而以福山对美国的论述为例,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不仅没有在价值和利益上趋同,而是分歧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寒竹认为,就美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政治中的福山对美国两党政治的描述远较汪晖合乎实际。

  当代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都被“去政治化”的话语给消解了,变成了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某些地方政府被利益集团和资本绑架的行为也就被合理化了,他们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共产党成了“全民”的代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为了“民族复兴”的“大局”必须付出牺牲,为了“全民”的利益必须付出代价。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公开打出了“剥削越多越欢迎”的口号,赤裸裸地背叛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阶级基础,为了资本的利益让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也自食其果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一个几乎被撕裂的社会里谈论“全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件多么抽象而空洞的事情。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李世默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依旧受制于西方式选举民主的话语霸权,认为只有多党选举才能保证良治,并天生具有合法性。与中国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世界正陷入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西方遭遇的这些困境都是自找的。由于过分自负自满地相信选举制度是绝对可靠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缺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选举被看作是最终目的,而不是形成良政的手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这些徬徨者来说,中国的成功无疑更具有启发性。

  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

  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欧,那么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传统的工人政党,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它们各自的纲领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各种纲领性文件中,一直还保留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主张和口号。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溃败的局面下,各国社会民主党也纷纷转向,放弃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主张和纲领。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90年代末执政后,完全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信徒,执行了比右翼政党更加激进的私有化方案,进一步瓦解福利制度,造成了更加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社会分化,和右翼政党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不仅是英国,在德国、意大利等国也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事实问题。寒竹认为中共不存在汪晖所说的“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他说:“断言中国存在着‘代表性断裂’的汪晖和王琪都只有逻辑推演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那么事实到底如何的?

  第三个原因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中国的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福祉,减贫和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个阶段完成的。中国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讲远远超过印度现在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那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道路。我认为印度体制的优势是和自1993年以后“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相比越来越变得明显。

  与许多其他有害的经济观点一样,这种观点在事实层面上也是错误的。那种相信中国成功应归功于基础建投资和FDI的观点,源自于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到80年代,得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景。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十分有活力,人口加权后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90年代。在8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吸引多少FDI。最高只有30亿美元,在当时中国总投资额中微不足道。尽管中印两国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已经趋近,但毫无疑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是远超过印度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年代恰恰是中国依赖外资最少的年代。

  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之所以还依然存在,是因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社会中还残存着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社会生产关系还没有实现彻底的改造,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证明),此时共产党作为一个阶级的政党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而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逐步改造,随着阶级和阶级产生的条件逐渐消亡,共产党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共产党总有一天是要灭亡的,这是毛泽东曾明确表达过的观点。在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中,超越“part”的“全民党”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一旦有可能代表“全民”的时候,那说明阶级和阶级统治已经不存在了,政党本身也就消亡了。

  现在,印度正在复制真实的中国奇迹。一旦它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一段时间,FDI就会进入这个国家,无论它的基建状况是怎样的不尽如人意。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将被随后用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FDI。其FDI流入已经从6年或7年前的60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300亿美元。尽管没有达到中国的速度,但是印度的基建设施也有很大提高。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理论问题。在寒竹看来,西方和中国关于“政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政治性就是“党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党的“去政治化”就是放弃了自身的派别性而自我标榜为“全民性”和“中立性”。而在中国,讲政治的含义就是讲“大局观”和“公共性”,而决不是讲派别性,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准则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看成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亲和“小人党而不群”的现象。

  以上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不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都出现了广泛的“政党趋同”的“去政治化”现象。西方民众的政治冷漠、投票率下降以及跨党投票都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当然不可否认,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不同政党之间仍然会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同一社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就是“1%”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可以闹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但远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都不会改变1%统治“99%”的局面。

  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中国数亿工人阶级的基本现状。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离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太远了,他们完全想象不出在这些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每月两三千元工资、住着城市贫民窟、像机器一样干活的工人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与知识精英一样,与企业家有“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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