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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清代造办处物品 2006年第07期 故宫文物上的清代文化

2017年12月22日 来源:故宫藏清代造办处物品 大字体小字体

  清宫有无假画?肯定有。1936年马衡院长曾因易培基冤案问题,在庆贺张菊生(即张元济)70寿辰时写的《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中,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书画名家和风雅帝王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理论,指出:“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问题。虽一代鉴家董文敏(即董其昌)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他说:“现在故宫所藏书画,有许多品质虽劣,名头则甚不小,……凡是名气越大的,件数必愈多。大约臣工进献之时,不管内容如何,贡品单子上不能不写的好看。好在是送礼的性质,无关政事,也谈不到欺君之罪。于是‘往往有可观览’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对有些虽为赝本但流传有序、本身价值并无动摇的书画,马衡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总之,马衡通过大量实例,论证了书画之赝本,自古有之。帝王之家、社会名流所藏书画,大多来自于民间,当然不乏赝品。书画的真赝鉴定“谈何容易”,而法院仅听黄宾虹一家之言就断定“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乾隆皇帝的收藏?乾隆皇帝生活的18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以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确立了统治地位。成立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在6年后正式对公众开放。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18世纪的中国仍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专制政治的典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清统治者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统驭万方。宫廷的收藏,自然也是作为君主法统的象征和仅供皇帝观赏享用。但是,这些文物毕竟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记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和瑰宝。乾隆皇帝毕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帝王。辛亥革命后,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些文物成为全国人民共享的文化财产。

  造办处内,中西艺人和民间匠师高手云集,极品制作不计工本,耗银无数,是宫廷生活奢靡铺张的缩影。[1]

  现在主要收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物有三个特点:一是这些文物包括了古代艺术品的所有门类,具有品级、品类、数量上的优势。其历史文化内涵更涉及建筑、园林、历史、地理、文献、文物、考古、美术、宗教、民族、礼俗等诸多学科,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二是这些文物显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的各类文物藏品里均得到充分的印证;三是这些文物与我们民族有着特殊的关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和我们民族共患难,赋予其特殊的价值,寄托了我们民族的感情。

  青铜器的制造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的历史。古代“国之大事,在祭与戎”,进行祭祀、征讨等国家大事需要大量的青铜器。先秦青铜器不仅与我国的历史、冶金、文字都有着重要的联系,还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仿古青铜器的出现是人们出于复古宣传传统礼教之目的,或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制,以为郊庙之用。宋代王黼奉宋徽宗之命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编纂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宣和博古图》,其中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自商至唐的青铜器的精华。此书图文并茂,分18类,每类皆有总说,收器凡839件,对后世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政和年间,宋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

  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目前故宫修缮技艺部所在地是原内务府造办处。清代造办体系分为两个机构,一个是专供宫中用度的“养心殿造办处”,另一个是设于内务府北侧的“内务府造办处”,又称“匠作处”。

  乾隆皇帝不仅重视收藏,还对宫中藏品进行了整理、登记,例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就是两部大型书画著录。《秘殿珠林》专记宫藏宗教题材的书画,《石渠宝笈》则专记宫藏一般题材的书画及其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书画作品1万多件。包括《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在内的《西清三编》,收录了清宫所藏的数千件古代铜器;《四库全书》,则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乾隆年间,于昭仁殿庋藏宋金元明之精善藏书,编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嘉庆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前编书尽毁,乾隆又令再辑宫中珍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天禄琳琅书目》为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沿袭汉代以来书目解题传统,在版本著录体例方面多有创见,如记载收藏家印记即为其中一大创举,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影响深远。

  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以仿制古器物(《元史·祭祀志》)。明代的仿造量规模甚大,流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3300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造办处奉怡亲王谕,试烧炼珐琅料,五个月后实验成功,并炼出了西洋珐琅料不曾有的十二种颜色。

  清代铜器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用途上,还是性质上都截然不同。商周时期,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贵族为了弘扬祖德、刻纪功烈,铸造铜器并记录在铭文中。礼器使用的多寡,更是体现贵族等级制度上下尊卑的象征。到了清代,铜器已失去了这些意义,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器皿,或是人们手中赏玩的艺术品。清代铜器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实用器,如香炉、鼎、瓶、壶、龟、鹤、羊、鹿等,主要用于生活、祭祀及各种仪式中。这部分铜器在造型方面与原器相似,具有商周青铜器的风格,在装饰上,没有严格仿造商周青铜器的纹饰,而是使用了龙纹、卷云纹、浪花纹、花卉纹、变形兽面纹、变形夔纹、回纹等纹饰。有些器物上的兽面纹,已不是兽面纹,倒像是蝙蝠。青铜器中的斝、簋、爵、觚、鼎、壶均是礼器。

  乾隆皇帝与清代宫廷家具风格的塑造

  穿过养心殿正间"安敦、恬澈"二小门为穿堂,直通后殿。后殿面阔五间,黄琉璃瓦硬山顶,明代曰"涵春室",清代无殿额。正间额曰"乾元资始"靠北墙为一炕,正间南为穿堂与前殿正间相连,成工字殿。东西次间梢间为槛窗。西梢间为"华滋堂"内设床,西次间为南窗下设通炕,北墙设雕龙柜。东梢间为"自强不息",内设床,床上额曰"又日新"。东次间靠北墙下设宝座,上额曰"天行健"。

  记者采访时,“梵天东土并蒂莲花: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大展”正在故宫午门展厅展出。罗文华是此次展览的独立策展人,为此曾多次到访印度。谈及与印度的合作,罗文华感慨颇多:“印度是个文物古国,古迹比比皆是。中印在历史上交流频繁,彼此在文化上影响深刻。但进入近代,国民间竟然如此陌生。”在罗文华看来,现代的中印更应该怀着感恩的心走进彼此,加强文化交流。每次到访印度,他都带回大批佛教研究的书,并视若珍宝。

  作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从入主中原至清中晚期,经历了一个从生活方式、语言文字、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全方位吸收汉文化的过程。清王朝建立后,面对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清廷逐渐认识到,武力征服只能奏效于一时,人心归附才能得益于长久。以康熙帝独尊理学为标志,清廷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雍正帝为摆脱帝位合法性危机的阴影,也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武库中找出“天人感应”的武器,并利用佛教、道教,力图将政权和神权结合起来,对儒、释、道三家采取了并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乾隆时期,疆域一统,海宇又安,经济发展,清王朝处于全盛时期。乾隆帝大力提倡文治,“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乾隆年间仿《宣和博古图》编纂宫廷收藏古器1436件为《西清古鉴》四十卷,复出《西清续鉴》二卷,后又出《宁寿鉴古》十六卷,这三部书对于推动宫廷和达官显贵的青铜器收藏起了很大的作用。

  今后,故宫修缮技艺部将分别开展以古建木作、瓦作、油作、彩画作为主题的培训,以培养更多适应故宫古建维修的专业人才。

  收藏热中的宫廷与社会

  清代皇室的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和萨满教等,但主要是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宗教是清政府笼络蒙、藏地区有力的政治工具。紫禁城内设有独立佛堂35处,其中的雨花阁、梵华楼、宝相楼等都供奉着大量的喇嘛教佛像、法器。这些宗教法器意蕴深厚,形制规整,兼以质地华贵,工艺考究,代表了当时佛教文物的最高水平。

  还应看到,这种总结又与清代文化的复古潮流相联系。清政府高度认同汉民族的封建文化,一切“仿古制行之”。汉族文人以选择古学而维护民族的自尊,维护既有文化底色。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就在于明末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在这种以古雅为美的审美风潮中,对古代文物的收集和珍藏可算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清稗类钞》中有《鉴赏类》,收录了无数清人好古董的故事。这种好古之风,更充分体现到清代的仿古瓷器中。

  三是新的收藏与征集。除承袭前朝文物、制作新的美术工艺品外,清朝统治者还多方搜求,不断充实新的收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贡物。朝贡制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体现中央和地方、中心与属国之间关系的等级制度。清宫收藏有大量贡物,故宫至今仍集中着一批。从现有史料来看,清朝特别是作为进贡顶峰时期的乾隆朝,臣工的进贡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进贡,内外官员都可以进贡,贡品不再限于茶果、吃食等方物,而是种类繁多,如金银、玉器、古玩、字画、瓷器、铜器、绸缎织物、皮张、洋货等等。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贡书画、文玩较为讨喜。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续编·序文》上说:“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间,每遇慈宫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及几暇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

  查抄没收物品也是宫廷收藏的一个来源。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许多犯案的官员被查抄,财产被没收入官。入官之物分为解京物与留变物两类,解京物也分为两类,金银、玉玩、书画、铜瓷及其他特别贵重之物大部分解内府,其余值钱的,含新旧但不一定珍贵之物,都可解崇文门变卖。整个乾隆六十年间因案被抄家的不下200人,其中不乏总督、巡抚、藩臬二司等地方大员在内,大半都是贪赃所致。他们的珍玩都成了内府的收藏。

  “三希堂”与“四美具”:收藏的巅峰

  演讲人:郑欣淼

  清代宫廷中先后设立了铜作和炉作,大量制造各种铜器,以为内廷陈设、佛堂供奉、太庙郊坛等使用。尤以乾隆朝宫廷仿古器最盛,这当然与乾隆帝博雅好古的性格与情怀有关。清宫铸造铜器运用的是古代的失蜡法,到了清代,这一铸造技艺已达炉火纯青,能够制作出各种复杂的造型,而且形体规范,端庄精致。装饰方法亦多种多样,有錾刻、镂空、烧古、鎏金银、嵌金银丝、洒金等,在继承的同时又力求发展。在器物的皮色方面更是变化多端,造办处档案记载的就有石青斑、石绿斑、朱砂斑、猪肝色、铜绿色、茶叶末色、翡翠绿、蟹壳青及鳝鱼黄等。这些生动的色泽柔和温润,宝色内涵,珠光外显。从中可以领略清代宫廷铜器的精美考究,以及古意盎然的韵味。

  《是一是二图》为故宫藏画。图绘乾隆皇帝身着汉人服饰,正在坐榻上观赏皇家收藏的各种器物。其身后点缀室内环境的山水画屏风上,悬挂一幅与榻上所坐乾隆皇帝容颜一样的画像。上有乾隆皇帝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长春书屋偶笔。”

  鉴赏功力与藏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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