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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 中国古代音乐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

2017年12月10日 来源:中国古代音乐 大字体小字体

  一、“子夏论乐”的思想内容与价值分析

  二、“古乐”社会功能的再思考

  子夏劝告魏文侯谨慎对待好新乐、恶古乐的个人嗜好,新乐虽然听起来悦耳,却可能淫色害德,古乐听起来虽然枯燥无味,但却可以使官序贵贱各得其所,使尊卑长幼各安其位,可以教化天下臣民遵从社会之序。从字面上看,人们觉得魏文侯是个讲老实话的君王,新乐听起来让人不知疲倦,古乐听起来就想打瞌睡,为什么还要推崇古乐压制新乐呢?此时的子夏未免过于迂腐。

  然而这段话的背后却透出这样的信息:新乐与古乐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用于不同场合的音乐。古乐是用于祭祀的音乐,它有着明确的使用目的,那就是教化臣民遵从社会上的官序贵贱、尊卑长幼的秩序,此时的古乐是与同时进行的祭祀活动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古乐不能脱离祭祀而单独存在,所以古乐不能像新乐那样专供人欣赏。古乐与祭祀仪式同时进行,仪式使人们确信如果不按照某种程序操作就会有不幸,如果按照某种程序操作就能够实现某种愿望或目的。子夏阐述的就是体现官序贵贱、尊卑长幼的祭祀仪式,只能用古乐而不能用新乐的道理。让臣民各遵其序、各安其所的祭祀仪式,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四平八稳、令人昏昏欲睡的音乐背景,也正是通过这种四平八稳的古乐,才能把尊卑长幼的观念于不觉之中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魏文侯作为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其本人已无需遵从什么秩序,他当然体会不到古乐此时使人遵从秩序的奥妙所在,他把在祭祀仪式中听到的古乐与宴饮娱乐时听到的新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于是得出了听新乐不知疲倦,听古乐则唯恐而卧的结论。

  同一曲调,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前奏用七弦琴高低八度跳进的特有手法,在唱段中则形成连续的同音进行,显示出琴歌的风格特点。第二段是发展段,一开始即进行大二度暂转调,并以较坚定的节奏,表现作者对“世事兮何据,手翻乎云雨”的愤慨。第三段再现首段音调后,变波浪式下行直到最低音,情绪十分低沉,描写一个“弦欲绝兮声苦.满目江山兮泪沾履”的动人情景。接着转人尾声君不见,年年汾水上兮一惟秋雁飞去!”作者借唐代李峤诗抒发对北土沦亡不得恢复的感慨。音乐以连续的同音进行开始,然后转人高音区。伴奏用泛音奏出,悠然远逝,令人感慨万端,惆怅无穷。

  “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音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作者简介】田耀农(1956-),男,安徽霍山人,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教育学研究,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浙江杭州310002

  【内容提要】子夏认为新乐可能给社会带来动乱,而古乐则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子夏论乐”既是《乐记》的主要思想来源,又是立论的主要依据。今人觉得子夏言过其实,为音乐披上了神秘主义外衣。其实,子夏所论之乐是非听赏性的仪式音乐,这种音乐的社会功效是仪式与音乐一起实现的,后人在谈论其功效时通常忽视了仪式,以为只是音乐自身就能产生的。对此,子夏本人是很清楚的,只是后人才把仪式音乐中的仪式抽掉了。虽然根据古文献可信度的经验和形式逻辑的推理可以相信周代雅乐确实产生过良好的社会功效,但要证明周代雅乐确实如子夏所说,就必须找到像周代雅乐那样可以产生重大社会功效的音乐。笔者2000年在我国西部做传统音乐的田野工作时,发现陕北礼俗音乐就具有这样的社会功效。

  【关键词】子夏/古乐/新乐/祭祀/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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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012(2010)01-0109-05

  “子夏论乐”指的是子夏答魏文侯问时对“古乐”“新乐”以及音乐的功能等问题的阐述。“子夏论乐”是《乐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分论述未受到音乐史学界和音乐美学界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子夏论乐”无论在文献学上还是在音乐学上都有着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并有一些新的问题值得思考。

  总之,子夏认为音乐有新乐与古乐之分,新乐可能给社会带来动乱,而古乐则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子夏的音乐思想为《乐记》直接吸收,并作了极大的引申,这一思想又被后世历代史书的“礼乐志”重复引用,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正统音乐思想。然而,当今人研究这一思想时,总觉得古人言过其实,夸大了音乐的功能,为音乐披上了神秘主义外衣,所以今人对这一音乐思想的评价不高。

  先秦时期,以子夏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音乐教化作用的认识果真是言过其实、故弄玄虚吗?笔者以为有必要对此再思考和再研究,首先,有必要重温一下子夏答魏文侯所问“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的一段原文:

  以《乐记》为代表的音乐论著论及音乐功能时通常都是特指这种祭祀仪式音乐亦即古乐。后世音乐学研究者,尤其是从音乐美学角度看问题的研究者,多把祭祀仪式音乐从祭祀仪式中剥离出来,认为先秦儒家夸大了音乐的功能,有使音乐导向神秘主义之嫌。实际上先秦时期所说的古乐指的就是祭祀仪式音乐,古代各种祭祀仪式统称“礼”,所以乐与礼是密不可分的,乐是礼的形式,礼是乐的内容,古乐也就称为“礼乐”。礼乐在西周初期的时候就已经完善为一种国家制度。周人以诸侯的身份用武力推翻了君主商纣的统治,为了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和身份的正统,就自称为“雅”,是夏人的后裔,古音的“雅”与“夏”同音,都读作:“ga”,于是,周人的语言叫“雅言”,周人的诗歌叫“雅诗”,周人的音乐也就叫“雅乐”。由于周人居于政治中心的君主地位,所以“雅”字又渐渐派生出“中心”“正统”的涵义,成为与“俗”相对的概念,“雅乐”也就成为国家正统的祭祀典礼仪式音乐。唐宋时期传入日本的雅乐今仍读作gagaku(ががく),依然保留着周代雅乐“雅”(ga)的读音。所以,古乐、礼乐、雅乐是同一种音乐的三种不同称谓,指的都是国家正统或主流社会的仪式音乐。仪式音乐与仪式一起实现了仪式的功效,后人在谈论功效时却忽视了仪式,以为这种功效就是音乐自身产生的。对此,子夏本人是很清楚的,只是后人才把仪式音乐中的仪式抽掉,以为一般意义的音乐就应该具有仪式音乐的功效,今人接触这些典籍材料时未作具体分析,就草率地以为子夏等人夸大了音乐的功效。

  “子夏论乐”之所以是《乐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它是《乐记》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和立论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乐记》中,“子夏论乐”用的都是直接引语,《乐记》共用了子夏(585字)、孔子(512字)、师乙(273字)三个人的直接引语,用作立论的依据,仅从字数上看,“子夏论乐”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乐记》可能成书于西汉,但其思想基础却无疑是孔子和子夏的。关于孔子,学界多有研究,而子夏的思想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子夏姓卜,名商,子夏是他的字,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当出生于公元前507年。子夏是孔子成名弟子中在文学方面的佼佼者,也是深得孔子赏识的学生,在一次讨论《诗经》的谈话中,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谓何也?”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子夏立刻追问:“礼后乎?”孔子发现子夏的问题很有深度,由衷地说:“商(子夏)始可与言《诗》矣。”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贡看到老师对子夏评价如此之高,便问道:“师与商孰贤?”孔子回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不满足于老师的回答,继续问道:“然则师愈与?”孔子明确地回答:“过犹不及”。可见孔子当时已经把子夏与自己平等看待了。“子夏论乐”之所以是《乐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第一,子夏提出的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以及新乐“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母”的思想直接为《乐记》吸收。第二,子夏提出了“德音之谓乐”的思想,认为魏文侯“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关于“声”“音”“乐”,《乐记》只作了辨别层次的区别,而子夏则作了思想内容上的价值判断,《乐记》作者虽然没有采纳子夏的观点,但子夏的德音为乐,溺音为音的以音乐内容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却一直为中国传统音乐所继承。第三,子夏明确提出“祭祀弗用”溺音(新乐)和古乐用于“祭先王之庙”的用乐制度,新乐与古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场合,也就当然有两种不同的功能,这种区别在子夏的论述中是清楚的,然而在《乐记》作者的笔下,二者的关系变得含混不清了。第四,子夏将钟、磬、丝、竹、鼓等乐器的音色与特定的情感相联系,阐述了音乐功能实现的可能性。

  《乐记》中的“子夏论乐”共有四段:第一段,提出了古乐“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及新乐“不知父子”的主论点;第二段,阐述了古乐作为“德音”可以使君王“既受帝祉,施于子孙”的种种好处;第三段,对新乐作了界定,讲明了“祭祀弗用”的道理,并对古乐的教化民众和“官序贵贱、各得其宜”的功用作了说明;第四段,从乐器和音色的角度对古乐的功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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