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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权侵权如何取证 官员名誉对阵媒体监督权利面前新闻媒体取证难 诽谤罪如何取证

2017年10月25日 来源:名誉权侵权如何取证 大字体小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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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内容失实和名誉侵权,对中国媒体也是有意义的,侵权需要媒体“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而对于失实但未造成侵权的行为,媒体只需要做出相应的更正即可。

  记者胥晓莺

  在此之前,《中国商报》社收到谢志坚代理律师王泽礼发出的律师函,称《中国商报》社和记者王和岩侵犯了谢志坚的名誉权,谢志坚将保留诉权。10月10日,《中国商报》社国庆后上班的第一天,即收到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签发的传票和应诉通知书。谢志坚以名誉侵权为由,将《中国商报》社和新浪网告上法庭,索赔精神抚慰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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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礼律师强调,虽然报道中涉及原告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只是报道中的一个点,“但是对于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却是100%的”。

  在原安徽省临泉县委书记、现任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及出版社一案中,官员的名誉权限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浦志强作为该案的被告代理律师,在代理词中指出,必须将自然人张西德与县委书记张西德区分开。“不能将对县委书记张西德同志的批评,认为是对自然人张西德先生名誉权的侵犯。”他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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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证的方式和种类:书证、物证、证人证言、音像制品及视听资料等。符合情节严重的要件就可以起诉。犯诽谤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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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21日,《中国商报》第二、三版刊登了记者王和岩采写的特别报道《王兴尧,又一个交通厅长的宿命》。该报道由《王兴尧落马,又一个交通厅长的宿命》,“背景”《震惊全国的交通系统窝案》、《谁该为王兴尧案负责》和“链接”《安徽省交通系统窝案部分涉案人员》四篇文章组成,揭露了安徽省交通系统以王兴尧为首的贪贿“窝案”,全文约8000字。其中“链接”《安徽省交通系统窝案部分涉案人员》列举了19位涉案官员的姓名,谢志坚名列其中。原文为:“谢志坚:池州市公路局原局长,立案侦查中。”9月23日,新浪网对此报道进行了全文转载。

  接下来的问题是,内容失实是否就等于名誉侵权?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是构成侵害名誉权的前提。“名誉权被损害是一个有待证明的事实,并不能根据文章内容是否失实作出相应判断。”浦志强对记者解释说,原告并未就其社会评价有所降低提供证据——街谈巷议没有证据支持,而原告的内心痛苦则不属名誉权审理的范畴。

  2004年12月15日,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池州市交通局局长谢志坚诉《中国商报》社、新浪网侵权纠纷案。

  根据199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项规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性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在受理时分三种情况处理:(一)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二)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三)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司法解释把媒体发表的文章内容的真实程度分为四个级别:完全真实、基本属实、基本内容失实和严重失实,但是并没有对“文章内容”这个概念进行定义。本案中,通篇文章的内容基本属实和5个字的内容失实孰轻孰重,法院将以何为判案依据,不到最后判决仍不得而知。而显然,这个问题是所有新闻媒体从业人员都异常关心的。

  1964年,美国通过“沙利文案”,确立了凡是官员和公众人物起诉新闻诽谤案,必须证明对方具有“实际恶意”的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批评政府是公民的义务,正如行政是政府官员的义务一样”,而因为政府官员履行职务的言行受到了机关的庇护和豁免——受害者无权要求公职人员就其职务侵权行为“依法”承担与普通人相同的责任;从平等的角度出发,也应“禁止政府官员因指向他的公务行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而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实有恶意”。

  1、诽谤,已经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如果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诽谤罪。诽谤的词义解释是:以不实之词毁人。通过捏造事实,散布对他人名誉不利的言论,给他人造成损害,但未达到诽谤罪的严重程度的,在我国,应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可见,认定名誉权侵权时,不因侵权人为新闻媒体而要求受害人证明侵权人具有“真实恶意”。一般来讲,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客观上有针对性地制作诽谤他人名誉的信息,主观上故意进行了散布,即可认定为侵权。受害者可以向侵权行为发生地或结果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以新闻媒体为被告的名誉权纠纷如今并不罕见,仅2004年,本案被告辩护律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律师就代理了《财经》、《中国改革》、《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商报》5起媒体被诉名誉侵权案。

  b、须有散布捏造事实的行为。所谓散布,就是在社会公开的扩散。散布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言语散布;另一种是文字,即用大字报、小字报、图画、报刊、图书、书信等方法散布。所谓“足以贬损”,是指捏造并散布的虚假事实,完全可能贬损他人的人格、名誉,或者事实上已经给被害人的人格、名誉造成了实际损害。如果散布虚假的事实,但并不可能损害他人的人格、名誉,或无损于他人的人格、名誉,则不构成诽谤。

  而被告代理律师浦志强则认为,王和岩的报道由四篇系列文章组成,洋洋八九千字,该报道的中心思想是揭露安徽省交通系统腐败的事实,“所反映的问题基本是真实的”;文章针对的是王兴尧,有关谢志坚的内容只有5个字,“只相当于文章的一个标点符号”,且报道中“没有侮辱原告的内容和语气”,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

  官员名誉权与媒体监督权的博弈

  浦律师介绍说,王和岩深入宿州市路桥公司等单位实地采访,接触了很多在任和离退休的干部,发现了安徽省交通系统集体腐败的事实。“在老百姓如今把反腐败比作‘隔着墙砸砖头,砸着谁是谁’的情况下,有消息来源指称谢志坚被‘立案侦查’,王和岩是有理由相信的。”浦志强指出,在记者被证明没有主观恶意的情况下,“媒体在监督政府行为中的差错不应被认为名誉侵权”。

  一审开庭后,谢志坚的代理律师、池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王泽礼律师称,在法院判决前,他无从对此案作任何评论。而《中国商报》社记者王和岩与浦志强都对《商务周刊》表示,一审败诉的可能性很大。

  c、诽谤行为必须是针对特定的人进行的,但不一定要指名道姓,只要从诽谤的内容上知道被害人是谁,就可以构成诽谤罪。如果行为人散布的事实没有特定的对象,不可能贬损某人的人格、名誉,就不能以诽谤罪论处。

  此案中,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文章内容是否失实。这一点,也正是法院审理名誉权纠纷的主要依据。

  3、诽谤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对一般诽谤行为需要年满16岁,16岁以下是限制民事责任能力人,同时16岁也是刑事责任年龄。16岁以下的人有诽谤行为,其监护人有赔偿责任。

  原告代理律师在一审代理词中称,原告谢志坚并未被立案侦查,《中国商报》的文章“实属捏造事实,无中生有”,“被告有关原告的报道,不仅仅失实,而且极其不真实,致使原告名誉受到损害”。

  拥有丰富经验的浦志强对此显然早有心理准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审理的15起因新闻报道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件中,媒体胜诉的只有1起。“谢志坚告《中国商报》的案子事实较简单,也没有明星名人参与,并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但此案反映了新闻媒体在报道权和报道对象名誉权冲突中面临的普遍困境。”浦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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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依法进行调查取证,且在主观上没有致使原告名誉受损事实的过错。

  9月24日,《中国商报》社社长石尚岩和主编谭怀洲分别接到谢志坚的电话,声称他并未被“立案侦查”,要求更正。记者王和岩后经核查,无从找到谢志坚是否被“立案侦查”的官方声明。9月28日,《中国商报》社在自己的网站上将文中涉及谢志坚的那句话删除。

  继广受关注的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诽谤案以来,又一起政府官员与新闻出版部门之间的名誉纠纷近日开庭。

  a、行为人必须有捏造某种事实的行为,即诽谤他人的内容完全是虚构的。如果散布的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有损于他人的人格、名誉,也不构成诽谤。

  中国亦有法学家指出,因为公众人物——特别是官员——承担了接受公众监督的义务,同时他们在自己的角色利益中也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官员和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应适当弱化,对新闻媒介和公众的批评言论应适当宽容。

  通过恶意中伤诽谤取证的证据类型有哪些一文可知,诽谤是需要一个人编造虚构另一个人的事实,并对另一个人的权益造成损害才能形成的。取证之前一定要考虑该人是否是虚构事实,如果的确存在客观事实,诽谤就不能成立。如果诽谤成立,就一定及时搜集关于诽谤内容的证据,包括录音、书面证据啊或者是网络截图等。本文仅供参考。

  内容失实与名誉侵权

  3、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该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与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

  本案的另一个特点是,控告媒体侵害名誉权的是一位政府官员。被告辩护律师浦志强认为,政府官员有接受民众和媒体监督的义务,而民众和媒体由于自身地位的局限,不可能保证绝不出错。浦志强因此认为:“要保证媒体对官员的舆论监督权,就必然相应缩小官员名誉权受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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