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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 浅议隐私权的本质与范围

2017年10月02日 来源:隐私权 大字体小字体

      但针对上述理解,学说上仍有诸多不同的质疑。反对见解认为所谓公私领域的区分只是基于18, 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以来的思考模式,在现代公私领域混合交融的国家与社会现实中,要区分出哪一部分属于纯粹的公共领域,而哪一部分又属于纯粹的私人领域而不允许外力介入干涉,实际上已随着公私部门二分法的模糊而变得不可能。退一步讲,即使承认区分在逻辑上的可行性,现实中区分也只不过是大量模糊不确定描述或字句的累积,根本欠缺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其次,另一部分批评见解认为所谓“公共领域一一私人领域”或二者,其实是处于互相影响而共存共荣的状态,而非一对极端相互对立的概念。批评见解认为隐私的概念本是于社会或团体的环境中始能培育出,其与社会团体生活实是一体两面,而非对立两极;也即所谓隐私的概念根本就是由社会所赋予的,没有社会也就根本不会有隐私的需要,甚至在逻辑上隐私这一概念的出现都不可能。反言之,隐私权的存在事实上也是维系社会团体生活所必须,也只有在隐私权存在之前提下,个人才能(也才愿意)在社会中以“个人”的身份生活下去,而不会成为团体中被支解的“部分”,也不会反向导致原子化个人主义或是个人以脱离社会生活的方式独居等情况的发生。因此隐私权的存在其实是与社会生活相辅相成,而根本不是相对立之概念,而以社会共同生活之需要为由以限制隐私权,逻辑上也并非一正确思路。

      亲密关系自治理论在美国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其认为隐私权是对于所谓的社会或公众生活,与私人的生活或私密性关系所做的界定;而针对划出一专属于个人的“亲密关系”加以保障,避免他人、社会、国家或其他公众的入侵的权利,即是隐私权的本质。 本说认为在社会生活日渐成形与壮大的同时,个人仍应有权保持其个人空间(包括有形的空间与无形的空间)不受外界的窥视或侵扰。而隐私权的提出最主要的功能即在基于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的区分,借由隐私权的保障,明确地规定何种程度与性质的领域具有高度的私人性,即便在社会共同生活之需要下仍不允许外界入侵。这种具有高度属人性质的私人事务,即构成了所谓的“亲密关系”。此亲密关系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有形的住宅、身体以及无形的谈话、以及各式各样的信息等等,都可能是亲密关系中的一部分,因而他人或社会介入的正当性随之降低,相对的而应赋予该所有人高度的自治权。而这一亲密关系自治的权利即为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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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集了布兰代斯的这两篇经典之作,可作为研究隐私权理论起源的有益参考。

      从总体上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二十世纪80年代之前,“隐私”被限定在十分狭窄的范围之内。在有关“隐私”的法律规定中,“隐私”的保护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性生活以及与性生活有关的隐私保护。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个人隐私受到人们更广泛的注意,个人隐私的范围不断扩大,有关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法规也大量增加。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范围民事基本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得人们难以清晰准确的把握隐私的涵义,难以判断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又有试图将隐私的法律保护范围扩大化倾向,并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借口侵犯社会和他人的权益。特别是近年来网络隐私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笔者以为,确定隐私权的范围已成保护个人隐私的当务之急。而要确定隐私权的范围就必须厘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人需要隐私或者说隐私权的本质是什么。

      关键词:隐私权  本质   范围

      一、隐私权的本质的理论学说

      此说由于沃伦和布兰迪斯于其《隐私权》一文中即加以提倡,故有其奠基性的历史地位。同时由于本说也为不同表现形式的隐私权提出了共同的理论,以理解并说明其权利本身的保护对象与目的,因而从提出之际即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直至今日仍深受重视,并由部分实务在推导新型态的隐私权权利内涵或保护内容时,作为理论基础说明使用。但有批评见解则认为本说做为一基础理论在文义及理论上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憾,所谓的“独处而不受打扰”,其意义事实上与“一般自由权”的描述在概念要素上并无明显差异,两者都只彰显了相同的意旨:对于他人干涉的抗拒—即“排他性”。也就是说如果使用独处权理论来理解隐私权时,最多只能说明隐私权是自由权中的一种或甚至只是自由权的另一种说法,对于隐私权是否和其他的自由权有所不同、其区别为何等问题皆留下了空白而未予解答。因此,若欲将独处权理论作为隐私权基础理论而加以说明时,并不能说本理论有任何概念上的错误,只是本理论的无错误其实是建立在并未说明什么事情的前提上。 

  一、隐私权内容之一:私生活秘密权

  从比较法上看,隐私权究竟是民事权利,还是宪法权利,不无疑问。在美国法中,隐私权概念提出后,最初是通过判例将其认定为一种民事权利。但此后,美国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将其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创设了“宪法上的隐私权”(constitutionalpriva-cy),并将其归入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类型中,作为各州及联邦法令违宪审查的依据之一。其中最突出的是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4和第5修正案将隐私权解释为是公民享有的对抗警察非法搜查、拒绝自我归罪(self-incrimination)的权利。[2]1964年,Prosser将大量的侵犯隐私权的判例进行了归纳,从而形成了对隐私权案件的四分法。[3]1965年,在Griswoldv.Connecticut一案中,正式将隐私权确立为独立于第4和第5修正案的一般宪法权利。[4]1973年,法院又在罗伊诉韦德堕胎案(Roev.Wade)中确认堕胎自由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5]自此以后,美国法正式将自主决定确认为隐私权的重要内容。但是,美国的判例法也仍然将隐私权作为侵权法保护的一项民事权利。总之,隐私权作为美国宪法中一项基本权利之外,也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

  198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数据保护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并于1998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此后,英国陆续通过了《调查权法》、《通信管理条例》和《通信数据保护指导原则》等一系列旨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隐私权利是作为一种控制个人信息向公众披露的利益而存在的,只有当隐私利益与文字或口头诽谤、侵犯版权、违约、直接侵害等具体权利的诉讼相关联时,英国法院才对隐私利益予以保护。若隐私利益单独存在,不侵犯其他具体权利时,则英国法院基本不会为其提供救济。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隐私利益虽然也会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但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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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 这一概念对隐私权的内容归纳为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秘密,而且民事主体可以决定其范围。但是对于隐私权的本质没有清晰深刻的了解就无法理解“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秘密”,再加上“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生活”有决定权,这些都使得人们无法准确把握其范围。而理论上对于隐私权本质有不同认识。

     (一)独处权理论

      这场官司虽以奥姆斯泰德的败诉告终,但布兰代斯大法官发表的“异见”却引发广泛讨论。布兰代斯大法官指出:由于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对隐私权的侵犯已经不需要物理的、强制性侵入。即使是国家行为,如果没有合法审批也应被视为违宪。其后,布兰代斯大法官的观点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和认可,在1967年的卡兹诉美国一案中,最高法院改变了奥姆斯泰德诉美国一案的判决,确立了“隐私的合理期待”保护标准,并成为其他国家界定“隐私权”的重要参考。 

  隐私权是指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情事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即自己的名誉,依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我国法律没有对隐私权加以规定,在实践中,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是作为侵犯名誉权来处理的。

      经过长期判例与学说发展的结果,美国法上隐私权(尤其是宪法层次部分)就其性质,隐然形成有一般人格权(Right of Personhood )的倾向。美国法上隐私权虽然以维持个人生活的独立完整不受侵扰为其思考的出发点,但上述个人的独立完整不受侵扰在现实生活的表现共同指向人格的自我实现。当我们在谈一个人决定是否要继续怀孕、是否要留长头发、是否可以拒绝别人对其身体住宅的搜索扣押、是否可以拒绝别人对其私人性信息公开或盗用其姓名特征时,其实这些 “决定”所依据及呈现的,皆是一个人对其人格之主张,而其目的即在于保持个人人格的完整。因此以隐私权已形成一类似指导原则、在位阶上较其他基本权利抽象而优越、具有上位性质的基本权利。因而,隐私权的保障范围也不仅限于有体私人掌控范围的侵入,或是个人相关信息自主的破坏等传统领域,进而发展至教育、生育、外观表现、姓名、个人信息等等与人格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部分。简单而言,若从反向加以思考,上述由法院实务所发展出来的多样保护领域与类型,其实最终所保护的对象即为个人的一般抽象性的人格。因而,隐私权与人格权应是相同的概念,隐私权在实质上是与一般人格权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隐私权本质的解析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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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之后隐私权的含义和引申内容得到了初步的建立及长足的发展,并逐步受到不同国家的广泛讨论、深入研究甚至是立法保护。

  年,我国实施《民法通则》,但并没有将隐私权规定在其中。朱巍表示,当时的网络不发达,涉及隐私侵权的情况非常少,实践中,侵害个人隐私权的案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隐私权保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适用替代保护形式,即用名誉权替代保护隐私权。所以,这个阶段被称为替代保护阶段。

      关于本说对隐私权权利本质的见解,其实可以发现其与大陆法系的理解方式有一定的相关及类似性。大陆法系如德国在处理上述如教育、生育、外观表现、姓名、个人秘密信息等相关领域的问题时,对于其权利本质或是宪法依据的认定,其实皆是将之归为“一般人格权”、“一般行为自由”或是“人格尊严”的范围加以处理。在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下,一般人格权和人格自由发展权属于人性尊严的首要价值。换句话说,一般人格权的主要内容即为人性尊严,是从“人性尊严所溢流出的价值之自由”,其目的在于“概括、承接、保护尚在孕育中的自由权”,防止法律保障产生漏洞。相对而言,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使用复数的个别单一概念,透过明确的概念界定分别加以处理上述范围内的诸般问题。因此在面对上述应对社会发展而日渐衍生的类似争议时,美国法上虽然使用隐私权的概念加以说明或解决,但事实上隐私权在美国法上发展出的意义,其实与大陆法系中一般人格权概念并无不同,而具有统摄各类不同人格发展权利的性质。

     (二)亲密关系自治理论与隐私领域理论

      与此相近似,德国学术界最初在理论上采“隐私领域理论”,其认为所谓私领域,是指在整体个人的行为空间中,可以明确区分出一个值得保护的“秘密区域”,而这个区域是相对于不受保护、具有公共性质的行为空间而区分开来的。司法实务上不仅肯定此理论,同时进一步将隐私领域依敏感性加以分析整理,其结构如下:1、自我领域。此领域之侵害行为包括:转达他人之意见而改变其内容;将他人谈话加以秘密录音;其它在业务上非适当之行为。2,隐秘领域。此领域之侵害行为包括,未经他人许可,将他人设计图样或纪录予以公开;将医疗诊断书予以刊载,不论是否足以令人难堪则可不问,唯其为害不甚重大或属于普通情形,则不在此限。3、个人领域。此领域之侵害行为包括:未经许可将其肖像公开刊载。4、私生活领域。此领域侵害行为包括:将他人家庭中争吵或纠纷内容予以公开,公开他人婚姻情形;对他人孝思或先人之纪念物加以污蔑。5,人格领域。侵害行为包括对他人业务行为作成调查报告。     

      独处权理论是最早被提出来作为说明隐私权实质意义的学说,可追溯到库利法官提出的“不受打扰之权”,由沃伦和布兰迪斯的《隐私权》一文加以升华提倡。该说认为隐私权即是使得个人能保留并享有其独处的而不受外界侵扰的权利,即所谓“不受打扰之权”(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的意义。因而不论是所谓的个人信息的保密而禁止新闻予以公开或传播,或是保持家居或其他私人领域不准他人无故入侵等,皆是为保持个人独处状态的完整所为的保障。因而所谓的隐私权就其实质是为求保障个人独立状态不受侵扰的权利。    

     (四)信息自由、保留、控制权理论

  觉得比较搞逗的是,网上有对毕福剑落井下石的文章,甚至直接把他等同于政府官员、等同于国家权力机关。认为如果毕福剑所代表的“群体”享受隐私权和名誉权,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这个社会就没有自由度了”。

     (三)一般人格权理论

  对于那些无端重复、需要过多技术手段(例如需要开发新系统或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惯例)、给他人隐私权带来风险或者非常不切实际(例如涉及备份磁带上存放的信息)的请求,我们可能会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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