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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功利主义伦理观 反思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

2017年09月27日 来源:简述功利主义伦理观 大字体小字体

  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哲学和道德基础。

  但此前,却已有学者多事,出来为大人物写文章,解说“猫论”了。好些文章,已将“猫论”定于邓**经济伦理观的学问层次,泄露出了许多商机。据博主所见,这些年来的学者们,是将“猫论”提高到从经济伦理学的“时代性”、“实践性”特点来认识的,这我没办法不同意。而且我还承认,这种“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之时代性、实践性特点,还非常有实用性,非常有功利主义效率。邓**的“猫论”很功利主义,朱新礼的“猪论”也很功利主义,确实应算是相通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不过一个可能是师傅,一个可能是学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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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从经验看,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存在着,这种以个人主义利益为中心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的本质,就恐怕会永远地存在。

  据此有人还考证出:这种“猫论”语言,最早是出之《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中:“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所谓狸者,猫也。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又说,这句话是邓**从刘伯承那里学过来的。刘伯承讲战法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也有说这是四川的一句俗语,邓**是四川人,又喜看《聊斋志异》,应该是自己知道这句话的。只是他将“黄猫黑猫”的颜色,改为了“白猫黑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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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历过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大阶段,进入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意识形态基础,也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各个时段。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最早是随伴着古典自由主义而产生于近代英国。它是围绕着个人主义思想内核,把功用或效用作为行为原则和评价标准的伦理学说。它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趋乐避苦是人的先天本性,衡量行为善恶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满足个人利益。这些学说也被通统被称为“目的论”,或者称为“效果论”。它不强调道德行为的动机,只讲行为的效果。它在经济活动中,对待“义”与“利”的选择态度,无论是在野蛮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在已经“文明化”了的资本主义阶段,都是以完全满足个人的“利”为主,对“义”是口头说说可以,要实行去却很难——即使是到了现代的所谓新功利主义者们那里,情况也是如此。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它让人跳进了货币拜物教的‘铁的牢笼’”。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在本质上是为“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产阶级服务”的。

  想到此,我就明白自己头脑中,为什么一开始就会把这“两论”联系起来,并且对话题这么感兴趣了!

  据查,“猫论”是邓**在1962年7月7日,接见共青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代表谈到对“生产关系的形式”认识时提出来的。当时他说:“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说了一句俗语:“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看其背后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

  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邓**1962年提出以“猫”喻经济,由于其时所处党内位置,还未能产生出太大影响;是到了改革开放的近30年,随着他设计师地位的确立,才发挥出了“猫论”一统天下的舆论效能,也被人们所广泛讨论和执行。而无独有偶,时间到了公元2008年9月6日,有个叫朱新礼的老板,也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出卖其公司时也提出了“猪论”,以卖“猪”喻卖企业:是猪必卖毫不可惜!他们都以动物来喻经济,可谓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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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邓**作、朱新礼,读不读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伦理学。但我知道,邓**的“猫论”,和朱新礼的“猪论”,虽然不一定具有经济伦理上的学理自觉,实际上却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

  本来,天下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见钱眼开。但我们这个市场经济还挂着社会主义的羊头,而不是象美国那样明着卖狗肉,因此实行起功利主义来,外衣更加光鲜,更加有理由,可以“暗渡陈仓”也可以理直气壮,无可非议,肆无忌惮,无可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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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一段题外的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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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也许你就能明白“猫”论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毛主席要说某些人“人才难得”,但“不懂马列主义”。也许你就会明白,朱新礼卖“汇原”,也是在冥冥中有思想力量来源的!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讲市场,当然就讲功利,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名义亦然。因为市场讲的只是“等价交换”,所谓“公正”与“平等”也仅在此体现。市场存在,交换存在,就必然要以私有资产为基础。私有资产要增殖,就要讲功利。它可以只从自己利益出发,通过市场中,在制度允许之内,设法将它最大化,而且是合理、不受指责的。但这讲的是理想的市场法律化状态,现实中并不一定存在。在我国的具体情况更为混乱,因为否定主义的翻案风,曾在一段时间内潮流凶猛,并且公然可以将“过去不合法的让它合法起来”,所以功利主义一旦提出,社会就几乎都从“毫不利己”,走到“专门利己”的反面去了!

  为什么要把猫论、猪论、华尔街危机与“三鹿”奶粉扯到一起?

  在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功利主义是一种源远流长的重要的社会思潮。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最早提出了功利论;后来是葛德文、边沁、约翰·穆勒等人,把功利论系统化为功利主义,对西方学术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英国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自由主义阶段,就更明确地将功利主义发展成了适应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它阐明的整个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撄取利润第一,人成为了赤裸裸的纯经济动物;它以个人主义为利益为中心,阐说的道德只是“平等交易”的原则;提倡政府于预经济,是为了更好获取功利主义效益,无暇过多顾及社会大众的公平。这种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在整个资本主义阶段,无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导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还是到了现代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还是“文明化”了的资本主义,是经过精心的道德装扮,还是赤裸裸地鼓吹,本质上都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么猫论、猪论、华尔街危机与“三鹿”奶粉真的有什么深入的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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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乎此,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自从邓**提出“猫”论,于1979年后的中国,提升为经济伦理的最高准则,并以此定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就“解放思想不断”,出了许多的怪事:政府要全员招商,全民可经商,全国向钱看;大片农田可随意变成房地产用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可到国外上市让外国人控制,大量外汇储备可以投资外国帮助对手;万千妇女可重新到色情行业中寻找就业,人贩子忙着拐带妇女小孩;官商可互助,可把盏交欢,可桑拿K厅,可夜夜笙歌,可秘养二奶,可小密陪伴;安全套销售机,性用品商店,通宵网巴,统统可放到学校门口经营……因为据说这些,都合乎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规范,都能创造效益。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随意就能谈的。可能需要经济伦理学家用一本书,才能去说透它。但横竖周围看了一下,好象还没有学问家愿意就这些具体现象,站出来深入地说明自己的观点。那么就依咱老百姓的那点见解说说,虽然有点勉为其难,但权当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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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猫论”、“猪论”两者,初听果然觉得有理:你看,猫抓到老鼠就出效益了,没抓到老鼠就没效益呀!把企业当猪卖,有好价钱就卖,要不那多蠢呀!如果这真是老百姓在养猫、养猪,那你对这还是真要信服的!

  明乎此,你也就明白:朱新礼为什么会将占国内市场份额46%,目前业务形势良好,已经上市的民族著名品牌,和前途一片光明的“汇原果汁”,连同市场一起拱手让出。他将它作价179亿元,自己套现73亿元,卖给可口可乐。尽管受到了国内80%网友的同声反对和声讨,他仍然心安理得地开记者会,豪言壮语,我行我素。不管今后中国果汁行业是否被人垄断、定价权是否在外国人手里,只要能卖个好价钱,就能振振有词地创造出什么“企业要当儿养当猪卖”的“猪论”来教导别人,撂下全国的网友在那里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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