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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乐维也纳三六 中国民乐赴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成风 费用一人两万

2017年09月17日 来源:中国民乐维也纳三六 大字体小字体

  从维也纳“凯旋”后,中国民乐团在国内做了“金色回响”汇报巡回演出,一场演出费达20万人民币。此前,团员们连工资都发不齐。

  1999年,尝到甜头的吴氏父子决定将版图再扩张,“兔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从维也纳金色大厅一路开到了柏林爱乐大厅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音乐厅。

爱菊小学小云雀民乐团维也纳金色大厅载誉归

  2000年,吴氏父子断绝了和央视的合作。

中国民乐首登维也纳金色大厅 文化看今天

  那是2013年11月15日,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维也纳金色大厅咋成中国人“卡拉OK厅”》后,不到两个月。

  事实上和“友谊之声”同台演出的,还有十多个国内的民间艺术团体,以及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华侨艺术团。他们受中国老年学会老年文化委员会(以下简称“老文委”)之邀,参加“七彩夕阳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合唱比赛。

《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人》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

四川娘娘民歌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 风情民俗

合肥市蜀山区中学生民乐社团奏响维也纳金色大厅

  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是施特劳斯的故乡,传统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都在金色大厅举行。多少年来,金色大厅里经常回荡着西方的旋律。然而,在1998年1月的冬日里,这里却悄然响起来自遥远东方的天籁之音——中国民族音乐。

  白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么多‘春节中国民乐会’,互相加价,互相贬低。吴嘉童组织了班子宣传、做广告。他卖票,也有相当部分赠票。”

  “金色大厅”并非国有,也不是市属。“我们必须通过私人渠道获得资金,否则怎么维持这座大楼?”安格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金厅”和大部分剧院一样,要自负盈亏。

  据吴嘉童回忆,奥地利航空公司总经理甚至主动找到中国国航说:“我是最爱中国的外国人,奥地利航空将赞助一半机票,你们国航呢?”于是,国航担负了另一半机票。

  中奥两国元首为这次活动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贺词中说:欣闻中央民族乐团1998年春节之际出访奥地利,在著名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中国新春音乐会专场演出,这是中奥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贺词说:“我相信,中央民族乐团有机会在维也纳进行专场演出,可加深奥地利及欧洲人民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传统民族音乐的了解,对推动世界各国在文化、音乐领域的友好交流与相互借鉴,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我衷心祝愿访问演出取得圆满成功。”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在发给活动倡议者吴泽洲先生的贺词中说:音乐所传达的信息是简单的,即使语言不同亦可相通,这是因为它可以引起灵魂的共鸣,而且只要人们愿意倾听的话,它亦可使人们心心相连。他对“维也纳的音乐听众可以聆听到伟大中国音乐传统的声音”表示祝贺。赵朴初特地为音乐会题字。

  随着电视转播以及媒体的夸张描述,“金色大厅”在国内越炒越神。“金色大厅”总经理安格延也记得2000年是个转折点,“此后越来越多中国团队来到了维也纳”。

中国演出频登维也纳金色大厅 厨师不愿捧场

  自2010年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团体通过民营“文化交流公司”一窝蜂挤入“金色大厅”,惹得文化部门几次紧急叫停,都无济于事。2013年,主流媒体先后发难,上“金色大厅”成了人人喊打的事。

  “国家没给一分钱。”吴嘉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用“民办官助”四个字来概括1998年的虎年春节民乐会。当时所有演出团体出去,都要文化部审批,民营企业做主办方还没有过先例,最后,文化部领导点头支持。

  此外,吴氏父子的合作伙伴中国旅行社还带去了个大旅游团,大约有450人。白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欧洲旅行,奥地利想打开中国旅游市场。”

  至于租给谁,安格延有个原则:“任何古典音乐(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典音乐,如中国传统音乐)演奏都可租赁场地。我们不会将场地租借给摇滚、流行音乐活动。”

  这个建筑叫“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

  无论是第一次听中国民乐的观众,还是五年来每年光临的乐迷,对中国民乐成为维也纳的传统节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红星民族乐团的音乐会上,奥地利众议院议员舒尔茨先生是头一次在这样“隆重”的场合聆听中国民乐,他认为:“中国民乐每年来维也纳,这是用音乐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很好的形式。”奥地利空姐贝娅克曼说:“中国民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年了,我希望形成传统,我会每年都来看。”

  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主任的赵安负责了那场民乐会的转播。提到此事,吴嘉童就忿忿不平:“我们承担了所有录播费用。没想到赵安把金色大厅的演出转播冠名,背着主办方和演出单位卖给了浙江某企业,但该企业数百万的赞助经费没有一分钱花在乐团以及巡演上!”

  作为大连青泥洼桥“友谊之声”艺术团副团长,张美华不知道“卡拉OK”的说法,更不知道自那后,“从金色大厅载誉归来”的中国民间艺术团体数量骤减——“友谊之声”几乎是惟一在媒体上亮相的。在2013年的前九个月里,这个数字是一百三十多个。

  “金色大厅非常专业,他们的音乐会世界一流。我们之间惟一的区别是,我们做芭蕾和歌剧,他们做音乐会。”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总监多米尼克·梅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在普通维也纳人眼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地位要略高于“金色大厅”。

  每年2月,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要组织奥地利最盛大的舞会,奥地利国家元首、名流齐聚一堂,包括帕里斯·希尔顿、施华洛世奇继承人菲奥娜·施华洛世奇……包厢售价1.7万欧元起。为什么选2月?梅耶笑道:“怕跟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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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10月16日,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俞松林和吴泽洲召集了十几个专家和记者开了一场座谈会,商讨去“金色大厅”演出的细节。1998年1月26日,中央民乐团出发前,文化部领导到机场送行,随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东方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40人记者团。

  大使馆的维也纳朋友们开始被一股脑儿的中国民乐团砸懵了。孙书柱有个朋友,原本习惯每年买票看“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到后来,完全搞不清到底哪个才是正宗的。

  时任中国驻奥文化参赞孙书柱也叫苦:维也纳的音乐市场是完善的,买票听音乐是体面的事,让大使馆送票,就丢脸了。

  吴氏父子把主办“春节民族音乐会”称作“虎年计划”。他们联系了中央民族乐团,通过时任维也纳文化参赞白阳出面联系维也纳市政府。这是中国最大的民乐团第一次去奥地利演出,维也纳市政府承诺负担场地租赁费、所有记者及随团人员住宿接待费。宣传费由英美烟草公司赞助,奥地利国家电视台的转播费则由奥地利伊林电气公司赞助。

  演出确实成功,《人民日报》等媒体做了热情洋溢的报道。“民乐走向金色大厅”成为一个带有民族自豪感的口号,“金色大厅”这四个字,也因为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音乐殿堂”。

  吴氏父子的利益受到了沉重打击。“本来可以买票的听众,拿着使馆送票,不会再来买我们的春节民族音乐会了。”吴嘉童登门找当时的驻奥大使卢永华吃饭,请求不要以使馆名义送票。卢永华答道:我也不能只支持你吴氏策划一家呀。

  那是奥地利人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中国民乐,非常好奇。演出前,吴氏父子邀请了有“歌剧泰斗”之称的马塞尔·普拉维向现场观众介绍中国民乐乐器,他对比了欧洲观众熟知的乐器,效果很好。此后,88岁的普拉维还持续多次为中国民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做开场介绍,直至去世。

  “金色大厅”并非国有,也非市属,必须自负盈亏。因此,除剧院组织的演出外,场地还对外租赁。1998年,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了金色大厅的舞台——一家民营企业促成了“虎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图为该场音乐会。

  “这很可能是民乐第一次靠门票挣钱。”陈平也参加了1998年那场著名的音乐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客观来说,金色大厅的演出,对这个团的发展有了好处。但几年之后这种效果就没了。”

  “送票越来越频繁,主要是录像拿回国放。播出有广告,卖不卖票无所谓。”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国家歌剧院的规矩大抵相同。“不过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我们2014年的非演出季就有一个爵士音乐节。”梅耶说。

  这一状况在2013年底出现了一些变化。受“八项规定”影响,国内演艺市场锐减20%,“上金色大厅”的风气算是来了一次急刹车。在一些国企连年会都取消了的2013年,还有多少人会去金色大厅呢?

  锦绣公达文化交流中心的董事长吴泽洲曾是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名老师,1980年代去了德国,1991年开始做带欧洲团进中国的“文化生意”。积攒了些人脉,吴泽洲和儿子吴嘉童开始琢磨带中国团“走出去”。

  事实上,当时大部分国人搞不清,“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和中国人办的春节民乐会的区别。前者在每年元旦,一票难求;后者在2月前后,是档期冷淡易于租赁的时间——外国人不过春节,刚好给中国人用。

  1998:到维也纳过大年

  “金色大厅”和维也纳歌剧院跟欧洲大部分剧院一样,每年9月到次年6月的演出季由剧院官方排档、邀请乐团,艺术水准有保证,门票通过官方渠道出售。非演出季时,剧院员工放假,但“停业不关门”,租赁场地,或进行剧院维修。此时售票“由承租方承担”。

  以下为南方周末报道(原题:《镀金记中国人租赁“金色大厅”的16年》)

  “金色大厅”在中国人尽皆知是1998年。

  金色大厅每年演出800场左右,通常来说,演出排期要提前三年进行。安格延现在考虑的是2016年和2017年的档期布置。

  2002:新年音乐会和春节民乐会

  和吴氏父子的商演不同,赵安的春节音乐会委托奥地利大使馆协助,请使馆大量赠票给当地政要和“友好人士”。时间隔得太短,演出类型相似,维也纳人不再觉得新鲜,此时开始,买票者寥寥,开始送票。

  1939年12月31日,“金色大厅”举办了第一届新年音乐会。此后,新年音乐会每年在跨年夜举行。只有1945年因二战取消。

  张美华激动地走上台,四围墙壁金光闪闪,雕刻美轮美奂,她知道观众在鼓掌了,耳朵里却什么也听不见——尽管那些观众大多和她们一样,也是来表演的老年团。像她过去四个月里排练的那样,张美华开口唱了起来。“我这一生值了。”她心想。

  据吴嘉童回忆,1997年夏天,他找到安格延,那时很少有中国团体到维也纳演出,安格延表示十分高兴能迎接中国的民族乐团。他给吴嘉童开的租金是14万奥地利先令,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9万人民币。

  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对外租赁的时间,一年仅有15天。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官办剧院,每年有50万欧政府资助。

  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九个月的演出季里,演出场次最多的是维也纳交响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分别是39场和34场。柏林爱乐乐团、德雷斯顿国立交响乐团等世界顶级乐团也常受邀演出。此外也有不少独奏会,波里尼、考夫曼、阿格里奇、穆特这些大师都来过,李云迪也将在2014年登场。

  金色大厅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相毗邻。卡拉扬曾先后在其间担任艺术总监。维也纳人通常认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地位要略高于金色大厅。

  时任《中国文化报》记者赵忱是随行记者团一员,她看到中国人占据了整个维也纳美泉宫酒店:“1998年1月27日晨,美泉宫的自助早餐大厅里,里里外外都是中国人,‘到维也纳过大年’的口号变成现实。”

  “金色大厅就是一个好的音乐场地。”现任中国驻德国文化参赞陈平,就任参赞前是中国文化部西欧处处长,对世界各大演出场所了如指掌,1986年他第一次到奥地利,对维也纳歌剧院久仰大名,但“金色大厅”还很少有中国人听说,“好的团队都去过,并不说明去的团队都好”。

  孙书柱也印证了这一点:“不送票就坐不满,坐不满镜头就不好看,就不能称得上巨大成功。”2002年,来到“金色大厅”的中国团队突然扩增到六个,其中有四个是民乐团。

  “有不少人叫它金色大厅,我们不介意。”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总经理托马斯·安格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央视随后和吴氏父子抢起了“金色大厅”生意。从此,“金厅”在春节期间有了两场中国民乐演出。“赵安认为这是个赚钱渠道,他通过广电部,邀请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再次登台金色大厅。”吴嘉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98年春节期间,中国民乐首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此后,“金色大厅”便逐渐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圣地。不过,由于实行淡季租赁制,春节期间在“金色大厅”的演出仅需数万欧元,这对于有钱了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在民间企业的操作下,仅2013年前9个月,去维也纳“镀金”的中国乐团就达上百个。尽管《人民日报》都批评金色大厅成了中国人的“卡拉OK厅”,文化部也曾紧急下文制止,中国民乐的“镀金”潮仍然难挡。

  1863年,奥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夫一世划出地皮,造了协会大楼。楼里有六个大厅。其中最著名的叫“音乐大厅”,由于其金色的装饰风格,也俗称“金色大厅”,容纳座位1800个。其他五个厅分别是:勃拉姆斯厅、木厅、玻璃厅、金属厅和石厅。

  “老文委”牵头的“七彩夕阳·走进金色大厅”活动,几乎是2013年底唯一一个见诸报端的赴“金厅”的中国演出活动。演出结束后,活动参加者还享受了一次“欧洲七国游”。

  这个俗称“金色大厅”的建筑,德文名叫“WienerMusikverein”,直译是“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它既是建筑的名字,也是一个协会的名字。

  “我们一般7、8月进行建筑维护和租赁。”安格延说,“演出季内,演出计划确定好后,如果有空置大厅,也会考虑租赁。”

  国家歌剧院毗邻金色大厅。1950年代,卡拉扬担任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当年最顶尖的歌者如多明戈,都曾在舞台上一展歌喉。

  那一年,“金色大厅”非演出季的舞台上迎来了第一批中国人。这场“虎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的幕后推手是一家民营企业:北京锦绣公达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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