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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真正的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的彼岸”

2017年09月04日 来源: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大字体小字体

  总起来说,黑格尔的自由观并不深刻,甚至不如“知识就是力量”正确,说认识必然掌握规律就是科学还比较有道理!但黑格尔是具有巨大历史感的哲学家,他把自由引进社会历史领域,力图联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既是他失败的原因,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在对自由的历史阐述中表露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他在定义中把自由局限在必然性领域中,把认识不认识必然看作自由不自由,但在展开阐述中则不可避免地把它看成社会问题,当他谈论奴隶的自由不自由时已经突破了他的狭隘规定了。这体现了他对自由实质的领悟力和洞察力。自由的社会性是谁也排除不了的。他数度接近问题解决的边缘。坚持黑格尔观点的人都不如他深刻而只是发展了他的缺陷,这在传统哲学中表现特别明显,它对自由的探讨从来没有达到过黑格尔的高度。尽管黑格尔自由观在展开过程中暴露了许多矛盾,但矛盾的存在也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启示。黑格尔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回避,相反,自由是他毕生关注的中心,是他的全部学说的基础、核心和实质。

  黑格尔持有这样的自由观也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从方法论上说他不自觉地沿用了他激烈反对的方法。他曾坚决反对过从否定方面给事物下定义,认为否定的判断是“无限的判断”,认为“这些判断表达了存在着的东西或感性事物的性质”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相关的双方之质的异在,彼此完全不相干”。他批判地证明了任性不是自由,奴性不是自由,认为人类必须回到童年也不是自由,单纯要求内心平静的斯多葛主义或单纯要求符合道德法则“应当”的康德主义都属于逃避具体现实,也是不自由。这些批判是正确的,但这仍是说自由不是什么,否定其一甚或全部不一定证明其反面就是自由,而他最后还是从人违背必然就不自由推出顺应必然即是自由。中国人多年对自由的研究也是如此,人们很少去研究自由“是什么”,却总是大批自由“不是什么”,杜撰个靶子批判一下似乎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因而对自由的反思差不多都是对自由的否定,也正在于只是从否定方面研究自由,这是必须纠正的。

  本来他已经说到,人们获得自由不仅要认识到不自由,还要把自由意识付诸行动,由此本应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推翻一切妨碍和压制人的自由的专制制度。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再说自由“应怎样”而是分析起“是怎样”来了。他把自由看作人类历史的原则和目的,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3](P475)历史的目的就是实现自由,自由意识作为客观精神自己决定自己,具体人物和事件也都不过是它借以表现自己的现象罢了。就连历史中的伟大人物,“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一旦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们便凋谢零落,就像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3](P483)而历史的原则和目的则是永存的,历史的发展就是绝对观念发展的历史。人的使命只在于找到自己的逻辑位置,服从这种必然性即是自由。他还以自由为标尺把从古代到他自己的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管讲的多么玄妙思辨,这都可以看作是对普鲁士封建王国的美化或美化式的批评。

  一、黑格尔自由观剖析

  马克思出生在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莱茵省,他终生追求的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的超越,中学毕业论文就显示了他对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他讴歌人类自由,批判妄自菲薄。《博士论文》就是同黑格尔论战的,他终生对伊壁鸠鲁抱有好感而对德谟克利特表示了反感,通过考察二者的差别表达了同前人的根本不同,马克思注意的是二者在原子能动性上的不同,能动性原则是伊壁鸠鲁哲学的精华,这为马克思论证人的能动性提供了依据。他把追求自由看作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实质从而把握住了时代精神。后来他在写给卢格的信中说,“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歌德说,谁也超不出这些),也就是动物所希求的”,“必须唤起这些人的自尊心,即对自由的要求。这种心理已经和希腊人一同离开了世界,”[8](P409)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兼论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观的根本不同

  人们常说向大自然争取自由,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并不确切,这种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而既说不清也争不完甚至争不到,因为大自然并没有真正奴役我们。反之,认识了某自然规律我们也没有真正奴役它,它成了我们的奴隶。自然界自然物是无知觉无生命无意志的东西,只在与物的关系中谈论自由不自由,本身就违背了自由是人才具有的这一基本规定。马克思指出,“统治关系表现为本质的占有关系。对于动物、土地等等,本质上不可能通过占有而发生统治关系,虽然动物也服劳役。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因此,没有意志的东西,例如动物,固然能服劳役,但这并不使所有者成为领主,”[7](P503)“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7](P475)自由不自由始终是指有血有肉的人对同样有血有肉的人是否强制压迫。“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5](P99)只在必然性领域内谈自由注定不能解决自由问题。“假如我们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8](P454)动物最会服从必然,它从来不做任何违背必然的事,它岂不是最自由的?!必然的就是必然的,无所谓自由不自由,人会游泳符合规律性,被水淹死也没有违背什么自然规律,关羽水淹七军曹刘有胜有败但双方都是按照规律行事。我们说人被水淹死不好也是因为人要生存,淹死不是人正常的生命终结方式,即自由仍要与人的能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还是马克思说的对,应该在自然必然性领域的彼岸谈自由,奴隶使用牛马,雇佣工人驾驶汽车,究竟是人听物的话还是物听人的话,谁被谁奴役恐怕还说不清楚呢!人自由自在地驾驶汽车自以为是汽车在乖乖地听人的话,其实也可以说是人在乖乖地听汽车的话,一点也不敢违背操作规程,不信你盲目蛮干把汽车砸烂也无济于事,它一点儿也不怕你。这是一种自然必然性,人必须服从,要讲科学。但领主役使奴隶与奴隶役使牲畜绝然不同,即使奴隶骑在牲畜头上成了牲畜的主人,对牲畜有了“自由”,但在奴隶这个“主人”的头上还骑着个主人,奴隶的自由还是与奴隶主的不同,奴隶主还是比奴隶多了一层自由,而这种自由不自由才涉及真正的自由问题。古希腊自由民是依此标准划分的,古希腊奴隶曾用鞭打役畜来证明它与他的不同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奴隶地位,奴隶也以行动告诉人们他要的是什么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古往今来人们争取自由解放其涵义也都是明白无误的,哲学就应当研究这种真正的自由,为人类真正的自由的实现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天性的装饰品而否定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8](P63)谁谈自由都是谈的人的社会自由而不是向大自然要的自由。

        但是,在精神领域,人却可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的精神可以自由飞翔,可以随意在喜怒哀乐爱恶欲中自由选择,随心所欲。如果你想要精神的平静状态,应当可以做到;如果你想要精神的愉悦状态,也应当可以做到;如果你想沉溺在痛苦之中,无疑也可做到。在精神领域,人完全可以真正做到自由奔放随心所欲。所有的物质条件肉体界限都可以逾越,比如你可以爱你在现实中绝对无法爱的人,做在现实中绝对无法做的事。虽然只是在想象之中,却可以得到与现实中一模一样的精神体验。

  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一面,人与万物相同,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多大差别,人必须服从必然服从规律,人之需要吃饭犹如马之吃草发动机之上油,男女结合也有与动物传种相同的一面,火之能烧死人与能烧死动植物同,这是一种自然必然性。凡物皆受自然规律制约,人必然服从必然性,必然的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和规律的关系问题上人高于他物之处只在于人能够自觉地认识和运用它,使之为自己的发展和幸福服务。其他哲学家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就是指这种自由,马克思把这叫做“自然必然性领域内”的自由。人永远不能违背规律,而且由于实践的扩大、需要的发展,人将受越来越多的必然性制约,开汽车要服从驾驶规律,宇宙航行要服从宇航规律,进入什么领域就要受什么领域里的必然性支配,因而这种自由不仅永远无法穷尽完全实现,而且它也未必能真正称为自由,说人对必然的认识越多越不自由也未尝不可,因为人的需要总是在发展着。当然,满足需要的手段也在扩大着,又可以说人越来越自由,所以马克思说,不管怎样,这“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这种自由是人对自然必然性加之于人的不自由的克服,这是一个方面的、在必然王国领域里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不认识必然就不自由,认识了就自由了,然而“真正的自由王国”并不在必然性领域内而在它的彼岸,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6](P926-927)人另一方面的不自由来自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产生的,人与人关系中的强制、奴役、压迫、束缚、妨碍,人受压迫不能全面发展自己就是不自由,反之就是自由。这种不自由的存在也是人类社会的现实。两种自由不自由何为根本,如何克服,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并不复杂。

  他把自由看作人的本质,针对18世纪启蒙学者夸大偶然性的作用,把任性当作自由,他说任性并不是自由本身而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实际上正是不自由的表现,并没有把握必然性而仍然受着偶然性的摆布。“真正理性自由概念便包含着扬弃了的必然性在自身内。”自由表现为人的本质,表现为理性自决的力量,失去了这种力量便是不自由、受奴役、异化了。他认为要克服异化求得自由首先取决于对这种不自由状态要有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是不自由的,这样才能明确什么是应该消除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安于奴隶状态的奴隶就是对自由不具有自我意识,只有在奋起反抗的奴隶起义中才显示出他们对自由有了自我意识。此外他还认为,实现自由不但要意识到自已的不自由,要去占有丧失的本质,即所谓“自己回到自己”,尤其要有把自己的本质实现于外物的创造活动,即所谓“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成自己”,[3](P474)仅仅使自由意识停留在主观上那也是片面的。这就由思想进展到行动——因此也可以看出传统哲学说旧哲学家只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不知把这种认识运用于对世界的改造中是多么缺乏根据。持这种自由观的黑格尔距离科学地解决问题和成为无所畏惧的革命家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正是这决定性的一步他始终没有跨出,真理近在咫尺时他却驻步不前,倒退到抽象思辨的议论中去了。

  从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前者在个人成长和发展中,比较有自由,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后者,基本上没有自由,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为什么会有如此结局呢?这是因为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领域,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必然王国”。

  黑格尔的自由观直接来源于斯宾诺莎,而这还可以推溯到更为久远的古代。斯宾诺莎认为自由不在于随心所欲而在于自由的必然性,他从自然主义和机械决定论出发论证了自己的自由学说,认为人并不比一块石头更自由,黑格尔不过是把这推广于历史。他们在哲学上都有重大贡献,但解决自由问题却是他们力所不逮的,其结论都是骇人听闻的。当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时,知识还是为人服务的,人还有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权利,他以后的哲学家对知识、规律的强调则使问题变了样。《神圣家族》中评论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4](P163-164)实际上任何过分合理化的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非理性现象,理性主义很容易失去理性变成反理性主义,服从必然即自由就是这样失去理性而敌视人的。

  三、马克思的自由观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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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马克思解决自由问题的方法

  人类自从出现以后就认识和改造着世界,主体就在寻找着自由,哲学家也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任何哲学都要论证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是关于人的自由的理论。赫拉克利特就曾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与黑格尔的定义没有多大区别,也包括“改造世界”的意思,而且他们这样讲片面性更少——这如同说“吃饱就有力量”比说“吃饱就是幸福”更正确一样。因为掌握知识、认识了必然只是使人做事更科学更正确,减少了盲目性,还不能说更自由了,至少不是自由的全部。实际上不服从规律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必须服从客观规律,人在世界上不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欲,这是人类的直观就能理解的,因而传统理论讲自由时只知批判“随心所欲”并无意义和善意。就对自由的理解而言,黑格尔并未超出赫拉克利特和培根,他的重大贡献在于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应用于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尽管他并没有科学地解决问题。

  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与黑格尔、德谟克利特根本不同,这种理解的正确性、黑格尔自由观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马克思一踏进社会就立即得到了验证,他也以自己的哲学为武器进行斗争。当时普鲁士政府一方面承认人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一方面坚持书报检查是达到真理的手段,实现自由的保证,而这只会导致对真理的扼杀对自由的取消。这也从反面证明自由决不是一个直观世界获取知识的问题,而是和人活动的整个条件和人的社会状态密切相联的问题。马克思在讨论真理时就把探讨的结果和引向结果的途径都看作真理的组成部分,把认识和社会条件联系起来,[8](P8-9)其后又对自由作了明确的规定: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包括我自由地实现自由。不然,建筑师同海狸的区别就只在于海狸是披着兽皮的建筑师,而建筑师则是不披兽皮的海狸。[8](P77)“怎样生存”的问题是“靠什么生存”的问题包括不了的,而分析怎样生存必然把问题引向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分析,把真理的获得、自由的实现建立在对社会环境的根本改造和对人的彻底解放上。社会性是马克思所有而前人所无的,对自由的这种规定本质上具有着无限的丰富性革命性,客观上蕴含着马克思学说的全部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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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论研究中,大概没有哪个问题像自由这样如此富有现实性;在现实问题中,也可能没有哪个问题像自由这样如此富有理论性,而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出现了严重偏差,造成严重后果。自由问题长期成为禁区本身就说明传统自由观没有解决这个问题。①在自由问题上唯有马克思是正确的,当然也是人们不知道的。人们坚持的正是恩格斯的自由观:“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1](P125-126)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理解力”[2](P145)根本不同,他认为黑格尔已经正确地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他的论述不过是对黑格尔自由观多余的发挥而已。因此我们就从分析黑格尔的自由观入手。

  从对自由的探讨开始到以美化封建专制结束,从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前提得出人是绝对观念的消极材料,抽象议论中包含某些天才的猜测,力图说明自由却又不敢触及社会制度,反抗的怒火熄灭在理论的停滞不前中,这些就是存在于黑格尔自由观中的矛盾。而之所以如此,从社会根源上说是由他的阶级立场和御用哲学家的身份决定的,他避开任何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是必然的;从认识根源上说是由他的“自由”定义的局限性决定的。他的自由规定不包含社会因素,而只要对社会因素进行考察就不难得出社会革命的结论来。本来认识、自由是人的认识、自由,不能离开主体自身状况、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和联系来谈论它们。认为自由的全部内容就是认识和服从必然,这样主体的认识和行动都只是简单地直接地决定于客观规律,人的使命仅仅在于认识它掌握它。这里自由范畴所反映的仅仅是客观世界凝固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经过主体再达到客体,人完全被客观条件所决定,看不出他与别的自然物有什么不同,这里甚至还没有把人看作人的意思。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主体自身状态规定自由是十分危险的,它把人的自由降低为物的自由,而物是无所谓自由不自由的。这就内在地包含着蔑视人的价值摧残人的发展的结论,因为前提中已经把这些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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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基本

  黑格尔把自由定义为对必然的认识,但他不可避免地把自由问题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但传统哲学远没有黑格尔深刻,在离开人的社会性谈自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社会自由这种本质的自由不因哲学家的否认而消失,哲学家却会因不懂真正的自由而处处碰壁。比如毛泽东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为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是会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9](P846)显然毛泽东自己也讲了,自由只具有“科学”、“正确”之意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但他却只知这种自由并且大加发挥,他那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的说法人们众所周知奉若神明。但这样讲自由不仅使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没完没了,永无实现之日,而且谁自由谁不自由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谈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把不是真正的自由当成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本身却被抹煞排斥从而不可能解决了。

  黑格尔坚持这样的自由观也有历史的原因。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它所能证明的就是没有知识就没有自由,它的不证自明使提它的否命题“认识必然就是自由”好像也成了不证自明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证明这个问题的客观条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证明,科技进步知识发展并不一定带来人的自由解放,相反压迫奴役依然可以存在。近代哲学家推崇知识,既理解时代又误解了时代。如果说古代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把获取自由仅仅看作一种获取知识发展科学的问题,不能反思自身还情有可原;那么,近代哲学家还坚持这种鲁宾逊式的自由观则既反映了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掩饰阶级压迫和奴役的需要,因而对自由的理解必然是也只能是片面的歪曲的。

  马克思的自由观并不排斥正确认识科学的发展即认识必然对于人类自由解放的重大作用,如同他不否认人的自然本质一样,但这并不是人本质的自由、自由的本质,他不是停留在必然性领域谈自由,而是在必然性领域的彼岸即社会领域、人自身能力发展方面谈自由,如同他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结合起来研究并把后者看作人真正的本质一样。对于前人所讲的自由,他指出,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6](P926-927)马克思正是区分了旧哲学家们所讲的自然必然性领域内的自由与真正的自由即社会方面、人类自身能力发展方面的自由并科学地阐明了二者的关系,才真正解决了人类自由及其实现的途径问题,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为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谈社会自由才不会使人为所欲为或无所作为,因为社会中的自由总是与他人与责任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不考察这些不准谈这些,就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存在着某种毁灭人的个性、人性的东西,如同旧唯物主义者已经做的那样。马克思的自由观是科学的全面的彻底的自由观,而其他一切自由观都是片面、抽象、不科学的,其部分合理因素是马克思哲学所包含和承认的,而其片面性则是马克思所克服了的。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革命性却是其他各种自由观所不解和排斥的,中国的实践已经作了证明。

  限于研究对象,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还没有更多地正面论述自己的自由观,但已经预示了其方向: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在哲学上的区别在于,伊壁鸠鲁在矛盾的极端尖锐的情况下把握了矛盾并使之客观化,因而把作为现象基础的作为“元素”的原子与存在于虚空中的作为“始原”的原子区别开来;而德谟克利特则仅仅将其中的一个环节客观化。也正是这个差别,在本质世界中,在原子和虚空的王国中使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分手了。[2](P229)使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分手的原因也是马克思同前人分手的原因。前人不懂人的本质,不能去分析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因而不能科学说明人的自由及其实现。自由的对立面是不自由受束缚,根本的束缚来自于社会方面。传统哲学不去研究自由“是什么”,却去研究自由“不是什么”,大批“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等(但他们从不批判奴隶主义、专制主义),这种简单化的责难对唯物主义者、甚至一般思维健全的人来说都“显然是毫无意义的”,[2](P214)只能说明他们自身的无知无理。

  李敬革张广照:真正的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的彼岸”

  [摘要]恩格斯把自由定义为对必然的认识,这完全是黑格尔的观点,只是在与必然的关系中谈自由,不可能说明和解决人真正的自由问题。马克思不是在自然必然性而是在社会领域内谈自由,从而说明和解决了人的翻身解放自由发展问题,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人们投身在同一个市场中,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结局呢?许多人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作了这样的分析:那些“发达”了的人们,由于有一定的市场经济知识和经验准备,头脑灵活,所以,在商海中,比较主动,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取得了成功;而另外的那些“下海”者,由于缺乏基本的市场经济知识和经验,一开始就处处被动,虽然拼命挣扎于商海的风浪中,但是,结果经营失利,最终成为“失败”者。从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前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比较有自由,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后者,基本上没有自由,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至于那些沉没于商海中的人,则可以看做是经济改革的“牺牲者”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海洋,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必然王国”。

  马克思在矛盾的极端尖锐的情况下把握住了矛盾并使之客观化,较之前人只把一个环节客观化,只考察人的自然存在而把人当作自然物要深刻得多。发现社会存在是人的本质存在,考察自由的社会方面,这内在地包含着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本质上是同一切剥削和奴役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不相容的,其批判性革命性显而易见,而唯其如此才能使人真正实现自由。这就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思想处处都体现了出来,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特殊的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因此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8](P270)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指出,“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5](P24)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指出,在法国“解放者的角色在充满戏剧性的运动中顺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将要实现社会自由,但它已不使这个自由受到人的外部的但仍然是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的限制,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8](P465)不需要也不可能比马克思这样明确深刻地指明人的自由就是社会自由了!走向共产主义是他追求人社会自由的自由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他自由观的革命性之所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从不作过多的细节描绘但指出了其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10](P491)这标明了时代精神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是准确的,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加大放光彩。

  我们知道,自由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它与“物质”、“矛盾”等范畴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只适用于人类社会,只对人有意义。自由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不自由被奴役。这种不自由因何而起怎样克服?这就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了。马克思认为,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而社会存在是人的本质存在,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本质。“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作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的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5](P94)当然马克思重视人的社会本质,并不排斥研究人的自然本质,相反,唯有像马克思那样抓住人的社会本质才能说明和解决人的自然本质自然需要问题。自然科学家有权不讲人的社会性而抽象地研究人的生理需要和自然属性(如医学),认为人认识了自然规律就获得了自由幸福,对知识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哲学家无权这样做,他必须把人的两种属性联系起来并把社会性当做人的本质属性才能研究人,才能谈人的自由,而旧哲学家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像自然科学家一样考察问题研究自由。实际上从古希腊直到近现代,哲学不但与自然科学浑然不分,而且是其母体,最早的哲学家同时就是自然科学家。离开人的社会性,不懂人的社会本质,孤立抽象地考察人的一切问题,是自古以来哲学家们的共同缺陷,也是他们不能科学解决包括自由在内的人的一切问题的关键。马克思彻底克服了这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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