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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批判 方方 如何批评

2017年09月01日 来源:文学艺术批判 大字体小字体

方方 鲁迅文学奖诗人诉方方胜诉 方方:公民批评

  (本文经作家方方授权转发)

  作家陈应松

方方:有些事情的出现 你会有目瞪口呆感

  编者按

  及物的批评还体现在批评写作的过程中。文艺批评应是穿透文艺的感性表现,以理性的方式直抵思想文化前沿的利器;与此同时,文艺更需要批评家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感悟,以其饱满的热情、丰富的心灵进行二次创造,书写出感性与理性、精妙与朴实、深刻与隽永兼备的批评文本。批评文本是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与文艺作品受众、受众与作家艺术家进行心灵交流的桥梁,那种以理论拥进文本,却让理论与文本互相龃龉的技术操练,永远无法获得作家和读者的真正认可,因为除了名词绚烂、概念新奇、语言晦涩之外,只剩不知所云。唯有批评者的不断反省和调整,才是诸多学院派批评家摆脱角色尴尬和批评困境的出路。

  优秀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前者是历史品格,后者是美学品格,同属创作美学范畴;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因此,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上抽象出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并列在一起放到同一批评范畴里下判断,当成批评标准。那样会给人一种似乎符合逻辑的误解:好像有一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必须当成标准,这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恰恰就是凶杀、打斗、床上戏之类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这正是造成以营造视听奇观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创作倾向在批评标准上的理论根源。奇且正,是正道;奇而邪,非正途。

  而在我的案子里,我对柳忠秧的批评,是基于他在评选前到处请评选相关工作人员吃饭,以及连续不断地开其作品研讨会,涉嫌笼络评委,严重违反了评选规则,破坏评选的公平性。这不单是我,而是所有知情人都应该、也都有权利站出来批评的不正之风。我批评柳忠秧的目的,是为维护本单位(湖北省作协)推荐参评作品程序的合法合规,是对以不良手段拉票活动的抵制和纠正。我的批评基于事实,相当克制,甚至都未点出违规者的姓名。如果连这样的批评都算侵害名誉权,都是违法行为,那么,我们的批评权利在哪里?我们的批评的界限又如何界定?

  “搞定“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基本含义是通过活动达成目标。应该说明的是,我在批评柳忠秧时,没必要先去查清柳忠秧是否把全部评委都搞定,而是柳忠秧有没有搞这些违规活动,有没有通过吃喝送礼与评委拉关系而使自己占据投票优势,有没有评委因参与了这些活动并为他低劣的诗作投出赞成票等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有!

      这当然只是一种关于当下文学的讲述,事实上,关于文学不满的声音同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是,相对批评而言,创作的情况要好得多。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种种议论和指责由来已久,批评的公共性正在丧失,这似乎成为没有宣布的共识。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现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具体的评论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相当表面化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潜隐在表面化背后的问题。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大概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学院的学科体制问题。学科过细的划分,适应了现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但它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学术机制。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中,现代教育只能培养出专门家,而难以培养出大师。第二,就文艺学本身而言,从一开始它就是西方的体系。虽然60年来我国文艺学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却基本封闭在一般性的概念、范畴中,限于对西方理论的阐释中,还是启蒙的课堂文艺学。这样,要建立自己的文艺学就只能流于一种情感愿望。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必须密切联系本土的文化、文学状况,从中提炼、概括出自己的理论。

方方:正常文艺的批评权在哪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当然法律也同时规定了行使言论自由权时不得损害他人名誉等内容,作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我国法律体系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当行使言论自由和损害他人名誉这两种价值取向产生冲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社会正义和公共道德的维护。新闻媒体在发布反腐讯息的时候,是不可能把保护贪官隐私放在第一位,否则舆论监督就无法开展。

  我当然知道,文学批评是最容易过时和衰老的文体,它在今天显得如此寂寥,其实和它这种悲剧性的命运有关。批评家何向阳就曾感叹:“我是选择当代文学作为专业方向的一分子,当时间的大潮向前推进,思想的大潮向后退去之时,我们终是那要被甩掉的部分,终会有一些新的对象被谈论,也终会有一些谈论对象的新的人。这正是一切文字的命运。”⑬但是,文学批评的意义依然不可忽视,因为它和作家一样,都是当代精神的书写者和见证者。一种活泼的人生,一定要通过一种活泼的阅读来认识,而文学批评就是要提供一种不同于知识生产和材料考据的阅读方式,它告诉我们最新的文学状况,且从不掩饰自己对当下文学和现实的个人看法。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批评在学术秩序里的自卑感是虚假的、不必要的。钱穆读诗,常常说,我读一家作品,是要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⑭这样读诗,就是最好的一种文学批评,因为他在解读文学的同时,也是在领会文学中的人生、情感和智慧。钱穆是以生命的眼光来看一个文学世界,并通过文学来诠释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文学的感悟,钱穆的那些学术研究,恐怕也不会有这么长久的生命力。他是一个把学问通到了身世、时代的人,所以,他谈中国文学,不是纸上的学问,而多是自己的人生心得。遗憾的是,当下的批评界多师从西方理论,而少有人将钱穆、牟宗三这样能融会贯通的大学者当作批评和做学问的楷模。

  基于广州两级法院置事实与证据都不顾,而作出如此背离法律本意和如此偏袒柳忠秧的判决,我不得不重新回头去看之前的种种迹象,我不得不考虑到柳忠秧一向的行事风格,我不得不了解柳忠秧在广州这座城市的人脉关系。难道真的“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吗?难道这其中真会有暗箱操作?我十分疑惑。

  我一直愿意相信法律。尽管柳忠秧多次对我进行造谣辱骂以及恶意攻击,我都没有直接回应。当听到柳忠秧对我起诉时,我甚至有轻松感。我宁愿他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不愿意他以下流方式到处造谣和骂人。因为我相信法律的公平,也相信法官的专业水准。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尊敬的龚稼立院长:

  二、两级法院的判决背离最高法院关于名誉权纠纷的解释

方方:我为什么坚持要批评柳忠秧 董坚

鲁迅文学奖诗人诉方方胜诉 方方:公民批评权利

方方 鲁迅文学奖诗人诉方方胜诉 方方:公民批评

  实际上,关于在评选前的请客吃饭的情况,连柳忠秧自己也是公开承认的,他用了“诗酒风流”四字来诠释自己请人吃喝的举动,并且说:“我就是开一百次研讨会,那也是靠我拉赞助或花自己的血汗钱!您老(指我)指责我吃饭、喝酒,这关您屁事?您管的着吗?”他的说法印证了我批评他评选前“四处活动”的观点。

  五、广州两级法院为什么会做出与最高法院之法律解释完全相反的判决?

方方:正常文艺的批评权在哪里?

  李敬泽

  我向法院提供了省作协党组的公函证明,证明我们曾经为阻止柳忠秧的活动反复进行过商议;也提供了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应松亲笔签名证明文件,证明他在评选前曾经专门到党组书记办公室,对柳忠秧的活动提出抗议;还提供了评选前我与项目负责人吴主任当时的往来短信,证明柳忠秧曾邀请他吃饭,他回绝了。我的律师搜集和整理了来自各种新闻媒体的关于柳忠秧自费举办所谓研讨会活动的报道,以及柳忠秧本人的采访记录等资料,其中网络文献也都做了证据保全公证。这些证据足可证明柳忠秧四处活动,拉拢评委。但都被法院以我是省作协主席而否决——这真是奇怪的理由!本来这个项目就是省作协负责,柳忠秧如要搞活动拉关系当然是找省作协相关人士,难道他去隔壁省文化厅找人活动?我提交的证据都被法院视为无效。

  即便是当下被人热论的批评人格和批评道德的问题,同时关乎批评主体的重建。批评界何以存在着那么多平庸的、言不及义的文字,何以一边审讯别人一边又忙于吹捧那些毫无创造力的作品?一种审美的无能以及批评人格的破产是如何发生的?愤激地将之归结为批评家不够勇敢、不像个战士那样发力批判,或者把利益看作是批评人格溃败的主因,这些都不过是肤浅的看法,它并未触及到批评的内在特性。勇敢的人、敢于在自己的批评中横扫一切的,大有人在,甚至点开任何一个文学网站,都不乏那种把当下的文学贬得一文不值的人,但这样的冒失和意气,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自我完善有何益处?批评家作为以理解文学为业的专业人士,如果也仅满足于这种低水平的话语合唱,而无法向公众提供更复杂、更内在的文学感受,那同样是批评的失败。像那些断言文学已死、文学是垃圾的人,都是从一种整体主义的角度去描述一种文学的缺失,这对于解答具体的文学问题其实并无助益,因为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必须阅读文本,才能洞察作家作品的真实局限。作为一个批评家,阐释有时比否定更为重要。而那些文学已死、文学垃圾论之类的言辞,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关注,首先要反思的可能是一些媒体和读者的心理预期,他们总以为那种横扫一切的否定才是批评家的勇气。如果真是这样,“文革”期间早已把所有文学都否定了,新时期我们又何必一切都从头再来?一些人,惟恐别人记不住他的观点,总是想把话说绝,越专断越好,而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空谈几句口号,抽象地否定中国文学,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到那些有理有据的分析文章。当我们在批判一种话语疲软的状况时,也要警惕一种话语暴力的崛起。

郭松民 方方主席的棍子与帽子

  您好。我的这封信,是关于柳忠秧(本名柳向前)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诉我侵犯他的名誉权纠纷一案。该案经越秀区法院一审和广州中院终审,两级法院都判我败诉。这个结果非常令我惊讶,过程也让我有太多的疑惑。对于如此荒唐的判决,我一方面尊重法律,努力执行判决结果,一方面与我的律师积极申请再审。

  广州两级法院的法官不认可我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他们反常地将微博文字的重点放在了所谓“把评委全部搞定”七个字上,要求我提供柳忠秧“活动”所有的评委的证据,好像我不把全体评委请到庭上,当着法官的面亲口说出“我是被柳忠秧搞定的”,就应该算我举证不足,我就必须承担侵犯名誉权的后果。这种判决的思路不仅没有学通和理解最高法院《解答》中第八项的法律解释,做法十分反常和几近反智,这样的判决,同时也损害了法院形象。

  官司开始之初,许多朋友告诫我:打官司其实就是打关系。柳忠秧在广州经营多年,他哥哥又是天河区的教育局局长,对于有孩子读书的家长,这个位置至关重要。不排斥会有些人为了孩子读书之类的事项请托求助。对于这样一些说法,我原本是不愿相信的,因为我只是一个正当的批评,完全没有侵权的意图和行为,法官不至于对此视而不见。现在看来,我幼稚了。

  以阐释、解读文学为基本伦理的文学批评,最终不仅不能唤醒别人对文学这一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珍视,还进一步恶化了文学环境,尤其是加剧了公众对文学及其从业者的不信任,这当然是批评的耻辱。另一方面,肆意贬损作家的劳动,含沙射影地攻击写作者的人格,无度地夸大一些毫无新意的作品,跟在网络或报刊后面为一些商业作品起哄,面对优秀作品的审美无能,把批评文章写得枯燥乏味或者人云亦云……所有这些症状,也在表明批评家已经无力肯定文学自身的价值,也不能把文学证明为认识人和世界的另外一种真理,那种个体的、隐秘的、不可替代的真理——人类世界一旦少了这个真理,人类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就会缺少一个最为重要的容器。没有对文学价值的基本肯定,批评家如何开始自己的阐释工作?他根据什么标准来面对文学说话?

  既然有,我为什么不能批评他?

  毫无疑问,我发的两条微博不包含任何侮辱柳忠秧人格的内容,而反映的问题肯定达到了“基本真实”的程度。我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中和柳忠秧的各种自认,足以认定柳忠秧确实在参评鲁迅奖之前“四处活动”,并在评选前四个月内自费举办了多场所谓的个人作品研讨活动与饭局,受邀者几乎囊括了除一人之外的所有评委。所有这些事实都来自媒体的公开报道,与省作协评委的名单相互印证。

  广州市、区两级法院为了维护柳忠秧,以偏颇的方式认定他们必须保护柳忠秧的个人名誉权,而完全无视我作为公民本该有的批评权利。他们在审理中有意忽略公共利益,而把柳忠秧的个人感受和所谓名誉放在了头等优先的位置。这种判决的不当和失衡,从判决公布后引发的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反弹中可以得到印证。一位作家说,普通人都看得清楚的是非,法官却看不清楚。

  《李长之书评》

批评一下 丁黑 食字路口 乐清上班族论坛

  “以人为本”,是文艺的宿命。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文艺是都要围着“人”这个本体来转。首先是文艺的实现对象,文艺不该无故发声,不必无病呻吟,它之所以能够推动时代发展,关键就是围绕“人”来进行。“为生民立命”,文艺的属性是人民的,唯有针对人民来发出声响,才是真文艺。其次是文艺的实践主体,文艺由人来创作,它的好恶也是由人来决定。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文艺的功能发挥,创作者喜欢顺境发声,那么文艺就是锦上添花的附庸,创作者喜欢逆势而为,那么文艺就能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

  因此,理解批评存在的困境,和理解文学的困境是一致的。要确立文学批评的价值,首先是要确立文学的价值、相信文学的价值。批评精神的基本构成,是关于批评对文学的忠诚守护,对人的复杂性的认知。通过对文学和人的深刻理解,进而出示批评家自身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个体真理,这依然是批评的核心价值。但在一个文学的精神性正在受到怀疑的时代,引起公众关注的,更多只是文学的消费和文学的丑闻。随着这些关于文学的笑谈的流行,写作也不再是严肃的灵魂冒险,不再捕捉生命力的话语闪电,也不再绘制创造力的隐秘图景,它仿佛是一种剩余的想象,充当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面对公众对文学越来越盛大的揶揄和嘲讽,文学批评不仅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叫人热爱文学,反而因为它的枯燥乏味,成了一些人远离文学的借口。这样一种蔑视文学的逻辑,在以会议、出版社和批评家为核心的图书宣传模式中,更是得到了证实。于是,文学逐渐走向衰败,文学批评也正沦为获取利益的工具。

  作家方方(左)与诗人柳忠秧(右)

  小矮子河

  一个批评家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也要诚实于自己的揭露。要说公正,诚实就是批评最大的公正。但凡在文字里隐藏着个人的利己打算的,即便他的文字再勇敢和尖锐,最终也只能是他卑琐心灵的写照。李长之说,伟大的批评家的眼光是锐利的,感情是热烈的,“因为锐利,他见到大处,他探到根本;因为热烈,他最不能忘怀的,乃是人类。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⑩诚实和使命感是这一人格的基石。有此准则,再来谈批评家的自由,才不会失去方向感。自由的人,必须是有内在经验的人,而批评家的自由,则来自于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关于人生和文学的内在经验——许多的时候,不是道德勇气让一个批评家自由,而是这一内在经验的唯一性,使他无法再向别的价值妥协。他的内在经验若是足够强大,那他就无法再屈从于权力、欲望、利益、舆论和多数人的意见。不屈从,照李长之的说法,就是反奴性,它是批评获得自由和独立精神的根本点。

  ⑦李静:《当此时代,批评何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8期。

  我将我的疑惑罗列在此,为龚院长提供一份参考:

  ⑪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页。

  2、越秀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后,一反常态地迟迟不作判决,一直延迟近八个月之久,才宣告一审判决。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何在?是法官也认为侵权案不成立,却又因为某种利害关系而不敢轻易作出判决吗?或可推断他们是在等待某领导的指示?我不能不对这样反常的延时行为产生怀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的第八条,是关于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应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最高法的解答是: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个司法解释文件显然是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名誉权纠纷应当遵循的权威依据之一,其中“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正适合我批评鲁迅奖评委和柳忠秧的情况。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所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且未侮辱他人人格,就不构成名誉侵权。其中“基本”二字,说明最高法院强调了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原则,即在行使言论自由,批评他人的过程中,或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做到百分之一百的真实,局部或可能会有略有疏忽之处,但只要所反映的问题达到“基本真实”的程度即可,不需要做到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

  本期编辑

  这种文学与生命的互证,也是批评之独立价值的象征。批评如果没有学理,没有对材料的掌握和分析,那是一种无知;但如果批评只限于知识和材料,不能握住文学和人生这一条主线,也可能造成一种审美瘫痪。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束缚的能力同样重要,说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何以这些年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越来越热?里面显然包含着对批评学术化和历史化的诉求。因此,一方面,文学史书写大量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文学史的权力里,文学批评却由于它的即时性和感受性而大受贬损。很多批评家为了迎合当下这个以文学史书写为正统学术的潮流,都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写作,这本无可厚非。只是,文学作为人生经验的感性表达,学术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是否能够和它有效对话?当文学成了一种知识记忆,它自然是学术和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可那些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以及最新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它所呈现出来的经验形式和人生面貌,和知识记忆无关,这些现象,这些作品,难道不值得关注?谁来关注?文学批评的当下价值,就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上。

  但是前几天,我接到来自广州法院执行庭一位女士的电话(电话号码:020-83009548)。她在电话里说,如果我不删除微博,不公开道歉,就将我列入“失信人名单”。我向律师了解所谓“列入失信人名单”的含义。律师解释说,就是今后我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连动车的一等座也不能坐,不能高消费。实际上,我的人生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被限制了。这种严厉的惩罚令我愕然,而我受到这样惩罚的起因,竟然是我对柳忠秧在鲁迅文学奖评选推荐前夕四处活动、笼络评委的不正之风进行了不点名的公开批评!

  四、我提供了完整的证据,足以证明我对柳忠秧的批评有根有据

  一、作为公民,我的批评权利在哪里?

  阿多尔诺明确提出了文化批判的概念,而且这个批判在他那里也主要诉诸艺术。当然,他对之进行了更全面的哲学思考。早年,他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当时自发产生的文化明确表达了不满,他曾带有鲜明指责口吻说道:“今天的文化使一切都变得相似。”[2]129“相似”、“同一性”是现实自发催生的文化,它同时也映现了现实的堕落和无意义。阿多尔诺对之深恶痛绝,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为此他退回到哲学层面,推出了否定的辩证法,即通过否定他物而构建自身。基于这样的否定,他就要求艺术离开现实,否定现实,反对艺术与现实同流合污。这就是说,“在艺术作品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既存现实的,甚至作品的语汇亦如此。”[4]135离开了现实,艺术就回到了精神,回到了不受现实影响的自身。他说:“精神是艺术作品的天地,精神就是艺术作品所表达的东西,或者更严格地说,精神使得艺术作品有所表达。”[4]135在阿多尔诺那里,文化批判是通过转向“非同一性”和“精神化”的艺术实现的,这种艺术的典范在文学中就是当时的先锋派,尤其是贝克特,音乐中就是以勋伯格、韦伯恩、贝尔格等为代表的新维也纳乐派。他在具体阐述中,深入研究了这两种艺术形态,指出了它们的成功是因为走向了与现实的非同一,回到了自律,通过不受制于现实的自主发展起到了拯救作用,即将人从颓废、没落的现实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文化批判应具有的功能。

  7月22日,陕西作家冷梦长篇小说《西榴城》创作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认为:《西榴城》是一本横空出世,不同凡响,震撼人心的创作。文学评论家李星认为:《西榴城》以寓言式的故事,魔幻式的叙述,不只是对西榴城两千年皇权历史的诅咒,还是对迷恋金钱与暴力的当今社会的沉重警告。《文学报》主编陈歆耕认为:该作对人性的突出描写是当代很多文学作品所无法做到的,譬如在郭敬明的《爵迹》中是寻找不到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探索的。在每年出版的近三千部长篇小说中,及时将其中的优秀之作推荐给社会公众,应是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职责。

  3、在我批评柳忠秧之后,《南都周刊》曾为柳忠秧作了一个专访,标题就是《饭局诗人柳忠秧》。其中写到他的人脉广泛,手机联系人或近两万个。文中提到“几乎客人的所有难处他都能解决。”专访中还说:“他做了那么多事情的目的似乎就是维持每天晚上8点钟必须准时开始的盛宴:他挣钱是为了请客,他帮人是为了认识合适的朋友……”这些连绵不断的饭局,加上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柳忠秧在广州所编织的是一个何其庞大的关系网。这网上会有多少与本场官司相关的人物呢?

  1、柳忠秧诉我之初,便非常得意地告诉记者:官司一定能赢,法院就在我家楼下。(见2015-03-13澎湃新闻网:柳忠秧告方方:官司一定能赢!法院就在我家楼下)。法院就在他家楼下,这句话真正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柳忠秧敢如此放言,是否与越秀区法院已达成某种约定或是交易?

  明显的事实,完整的证据链,浅显的法律条文,只要稍具社会良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不难作出正确判断。但广州市、区两级法院却作出了完全背离宪法、背离法律、背离事实、背离常识的判决,他们判侵权成立,柳忠秧胜诉。这个结果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故意和偏袒。他们宁可违背最高法关于名誉侵权案的法律解释,也要让柳忠秧胜诉。

  这个困境,可能是批评面临的诸多危机中极为内在的危机,它关乎批评的专业精神和专业尊严。但是,批评界的这一危机,在过往的讨论中,往往会被置换成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时代的浮躁,消费主义的盛行,批评道德的沦丧,人情与利益的作用,等等,仿佛只要这些外面的问题解决了,批评的状况就会好转。很少有人愿意去探讨批评作为一种专业的审美和阐释,它所面临的美学和思想上的饥饿。许多时候,批评的疲软是表现在它已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文学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而变成了某种理论或思潮的俘虏。翻译过罗杰·法约尔的《批评:方法与历史》一书的译者怀宇先生说:“文学批评在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变成了与航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同样特殊的一种‘科学’领域,……文学批评已经不是向读者介绍好书,或者为社会认定杰作,而是把作品当做验证分析方法和探索新的分析内容的基本素材。”②当文学批评过度依附于一些理论,一味地面对作品自言自语的时候,其实也是批评失去了阐释能力的一种表现,它所对应的正是批评主体的贫乏。我们或可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批评家也是多依赖西方的理论武器,但他们在应用一种理论时,还是以阐释文学为旨归,像南帆与符号学、吴亮与叙事学、朱大可与西方神学、陈晓明与后现代主义、戴锦华与女性主义、陈思和与民间理论之间的关系,都曾有效地为文学批评开辟新的路径,这和现在过度迷信理论的批评思潮,有着本质的不同。何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日益演变成意识形态批评、道德批评、文化批评?正是因为批评家缺乏文学的解释力,以致在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只能从性别、种族、知识分子、消费文化等角度来谈,惟独不愿从文学立场来观察问题,审美感受的辨析更是成了稀有之物。为此,洪子诚曾质问:“如果文学批评已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与文化批评、社会问题研究相混同,那么,文学批评是必要的吗?文学批评是否可能?”③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型之后,却失去了解读文学的能力,它的背后,终究掩饰不了批评主体贫乏这一事实。

  但是我真的失望了。

  关于搞定评委一说,我也提供了所有评委名单,并同时提供了已经公证过的当初媒体报导柳忠秧作品研讨会的参与者名单。两组人员,名单高度重合,清晰明了。总之,证据链十分完整,根本无需另外找人出庭作证。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某些人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或者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更有所谓批评家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面对这些文艺批评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本期“海上观潮”聚焦文艺批评如何发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作用,批评家如何做到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谢有顺

  三、批评柳忠秧是我的职务行为

  因此,真正的批评,不是冷漠的技术分析,而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批评家应该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有了这种对生命脉搏的把握,批评才能在文学世界里作深呼吸,而不是只贩卖术语,或作枯燥的理论说教。米歇尔·福柯说:

  [摘要]官司开始之初,许多朋友告诫我:打官司其实就是打关系。我原本是不愿相信的,因为我只是一个正当的批评,完全没有侵权的意图和行为,法官不至于对此视而不见。现在看来,我幼稚了。

  我心中充满不平,为此不得不给您写这封公开信。

  需要恢复对文学本身的信仰。正是有了对文学的信,作家和批评家才有共同的精神背景,也才有对话的基础。从事文学的人却不信文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也普遍不爱这个时代——这或许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为奇怪的悖论之一了。作家不爱文学,自然也不再把写作当作是心灵的事业,甚至连把技艺活做得精细一些的耐心都丧失了,写作成了一种没有难度的自我表达,或者是面向商业社会的话语表演;批评家不爱文学,面对作品时就不会取谦逊和对话的态度,更不会以自己对文学的敬畏之情来影响那些对文学还怀有热情的人。为何文学这些年多流行黑暗的、绝望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因为作家无所信;为何文学批评这些年来最受关注的总是那些夸张、躁狂、横扫一切的文字,也因为批评家无所信。无信则无立,无信也就不能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肯定世界、发现美好。重新确立起对文学的信,其实就是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而文学也能充分分享这一价值。文学是对世界的发现,而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真理的发现。发现、肯定、张扬一种价值,这能使文学和文学批评从一种自我贬损的恶性循环中跳脱出来,并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批评当然也有自己的学理和知识谱系,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自己的人性边界,它的对象既是文学,也是文学所指证的人性世界。但是,这些年来,批评的学术化和知识化潮流,在规范一种批评写作的同时,也在扼杀批评的个性和生命力——批评所着力探讨的,多是理论的自我缠绕,或者成了作品的附庸,失去了以自我和人性的阐释为根底。必须重申,文学和批评所面对的,总是一种人生,一种精神。尤其是批评,它在有效阐释作品的同时,也应有效地自我阐释,像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就是阐释和自我阐释的典范。这些批评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存在主义者。与此相比,中国的批评家正逐渐失去对价值的热情和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他们不仅对文学没有了阐释的冲动,对自己的人生及其需要似乎也缺乏必要的了解。批评这种独特的话语活动,似乎正在人生和精神世界里退场。

  我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初评推荐是湖北省作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柳忠秧作为湖北省作协的会员,在参与这一文学项目的过程中,不自律、不自觉,以开研讨会之名(评选前四个月内,所开研讨会达四次之多,几乎涉及所有评委),笼络评委;以吃饭喝酒之事,拉拢作协相关工作人员(评选前他几乎住在武汉请客)。他的行为属于严重违规,也违反了中国作协的作品评选条例。我作为省作协主席,对柳忠秧的这种行为进行不点名公开批评,是天经地义的工作,也是职责所在。我有权对省作协的每个文学项目进行监督,对发现的违规行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资格,不但我有,湖北省作协的其他干部和会员也都应该有。

  2009年6月15日,由《文艺报》和盛大文学共同主办的“起点四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十多位文学评论家面对四位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不禁感慨,新一代网络文学作品与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学之间,如同隔着一道“巨大的裂谷”。张颐武甚至说,“中国新文学的想象力到70后就终结了。裂谷的这边是中国历史上最新的一代,他们的阅读空间就在网络,就是这些作品,传统文学的生命没有在后一代人得到延续”。由此,文学的结构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断裂造成的后果就是年轻人写年轻人读,中年人写中年人读。①类似的感慨,近些年在批评界时有所闻,它说出了一种批评的危机——在如何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崛起这一现实面前,批评界不仅存在审美知识失效的状况,也有因思想贫乏而无力阐释新作品的困境。

  ④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可能性》,载《文艺争鸣》2009年2期。

  更重要的是,我与柳忠秧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我与他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冲突,也不存在借此打击报复之类的问题,因此我没有任何侵犯他名誉权的个人动机和必要。批评柳忠秧的违规,对我来说,只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但是就这样一个正常不过的职务行为,却遭到被批评者的恶意起诉,更为荒唐的是,广州两级法院竟然都判决侵权成立。这是何等不可思议!

  感谢作者谢有顺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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