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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仅仅是“资源”吗

2017年08月25日 来源:野生动物 大字体小字体

  人类属于地球,但地球不仅仅属于人类。资料图片

  孙全辉解释说,现存的野生动物有可能被驯服,但未必能被驯化。家养动物与圈养的野生动物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的遗传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导致其在生理、行为以及生活习性方面表现出更适应人工养殖环境的特征。孙全辉认为,新法应将自由生活在野外的野生动物和圈养的野生动物都纳入保护范围。

  常纪文提出了立法目的、保护范围、动物福利、法律责任等《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应考虑的主要问题,与会专家主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表了许多切实、中肯的意见。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认为,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把利用作为目的,把保护作为手段,其实质是一部“野生动物利用法”,未能有效发挥野生动物保护的功能,只有把立法的重点放在“保护”上,才能让这部法名副其实。

  我国目前现有的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并非如大多数人所想,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这一部法。野生动物保护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分,《野生动物保护法》隶属于环境法律体系,它的上位法是《环保法》,而《宪法》又是《环保法》的上位法。“新《环保法》中至少有9条与野生动物保护密切相关的条款,比如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等。”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海阳说。

  “20多年前的法律有不适应新理念、新形势的方面,还有些条文之间存在矛盾,可操作性不强,有的部分以‘罚’代‘法’的倾向比较严重。”中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通过,1989年3月起施行,其间根据《刑法》的修改和国务院简政放权有过两次适应性修改。2013年9月,《野生动物保护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类项目。

  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周训芳认为,在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问题上,主要体现为人们善待一切生命,最低限度上要求做到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持大自然的自然生产力不被人类降低或破坏。保护野生动物不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利,而是保护人类的生态性利益和财产性利益。因此,周训芳认为,对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与商业化利用,理所当然。野生动物和经过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子代动物应当区别对待,分类管理。

  截至今年1月底,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达到428个,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的15.9%;面积达9466万公顷,分别占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和陆域国土面积的64.7%和9.7%。自然保护区面积如此广阔,野生动物栖息地正逐渐消亡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

  新《环保法》改动幅度较大,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为《环保法》的下位法,在修法时应与新《环保法》保持一致。“原《环保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而新《环保法》是为了生态文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孙海阳说。

  正值《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之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和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于1月31日在北京共同组织召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建设国际研讨会,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主持。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目的是“利用”还是“保护”?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已出台26年,我国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和经济总量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国家不再依赖野生动物作为资源换取外汇,普通百姓也不再需要将野生动物作为食物供给不足的补充。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围绕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动物福利,为所有野生动物提供有效保护。”孙全辉说。

  《刑法》中提到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否包括驯养繁殖的动物呢?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出的答复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据此,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公益法律服务委员会副主任安翔认为,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与其野外种群在法律上享有相同的保护地位。

  野生动物栖息地内人与动物真的无法共存吗?

  第四名、朱鹮古称朱鹭、红朱鹭,朱鹮系东亚特有种。朱鹮为雄雌同形同色的鸟类,成鸟全身羽色以白色为基调,但上下体的羽干以及飞羽略沾淡淡的粉红色。喜欢栖息在高大的乔木顶端,在水田、沼泽、山区溪流附近觅食。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在1960年将朱鹮列入国际保护鸟的名单中。2005年8月9日,汉中朱鹮生存区域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保护与繁育,现在朱鹮数量已达近1500只左右,其中野生种群700余只。濒危级别★★★★☆世界知名度★★★★★

  中国环境报见习记者王昆婷

  课程简介: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对性略知一二?再想想吧!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卡琳·鲍得向我们展示了动物性生活背后所揭示的神秘科学。(翻译:徐晨星,审译:byLeeLi)

  而我国频建自然保护区是否就是在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呢?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爱年认为,我国自然保护区频建现象的发生,既部分出于生态保护的因素,也夹杂了更多的地方政府的“私利”——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争取更多保护经费和政策优惠,并获得政治声誉。但这样一来,更多的区域被限制利用直至“闲置”,更多的普通民众被迫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甚至背井离乡,客观上形成了环境权对抗、限制公民生存、发展权的困局。

  驯养繁殖种群与野外种群的法律地位是否相同?

  森林在隆隆的电锯声中倒下,湿地在片片农田中消失,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越来越无处栖身。据统计数据预测,由于环境破坏、滥捕滥杀、非法走私、消费等原因,1990年~2020年,每年都会有或将有50种~100种野生动植物灭绝。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的话题,面对扑面而来的动物问题,更多的人选择拿起法律武器,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中来。然而很多时候这个武器并不是那么好用,因为26年前制定的法律,到今天已经是该修订的时候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告诉我们,我国野生动物保护跟国外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我国强调名录制,非常忽视甚至是人为淡化栖息地的保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我国长久以来的农耕文明有关,例如土地制度,事实上就是与野生动物争夺栖息地,鼓励人们开拓湿地开拓四荒,而不考虑这些资源与栖息地有什么关联。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比农耕文明时进步了许多,但这样的思想仍存留在我们的文化脉络里,难以彻底消除。此外,驯养繁殖动物,是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3个基本宗旨中的一个,驯养繁殖恰恰是与栖息地完全割裂的,如果强调驯养繁殖,必然会否认或淡化栖息地制。

  许多人认为,野生动物经过人类圈养后就不再是野生动物。对于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种群与其野外种群在法律上是否享有同样的保护地位,与会专家的意见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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